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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庸被视为儒家精义（第1页）

二、《中庸》被视为儒家精义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庸》篇，反映了孟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过不及”乃中庸，对毛泽东有深刻的启迪，他对中庸思想在理论上持基本肯定态度，并对之进行了现代阐释。

【简介】

《中庸》是“四书”中的一部，是儒学经典著作之一。它本是《札记》中的一篇，后经宋儒朱熹选注而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兴家》）。但其中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带有秦汉统一中国后的色彩。故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此篇当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

《中庸》承继孟子一脉，汲取和改造了《老子》“道”的意蕴，从内在心性切入构建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人性”提升到“天命”的高度，把人与天联结起来，提出人性来源自天命，所以普遍必然地具有先验的善；发扬固有的善的人性就是道；发愤修养以自觉意识到道的存在以及自己时时在行道，就是教，即教育和教化。由此，《中庸》便赋于作为儒学出发点、立足地的以“修身”为世界观的形而上基石，使儒家的道德实践得以本体论的阐说。接着，它又强调了道与人生的关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是说，人生一刻也离不开道，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行道，道与人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中庸》所言之“道”，看上去似乎有些玄奥，但其实是有其具体内容的。《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这里所谓“达道”，即是封建社会中的五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所谓“五伦”。而所谓“达德”，即指封建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品质。就是说，道的内容就是按照伦理准则处理好五种社会伦理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则须具备知、仁、勇三种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在封建社会中，人都处在一定的伦常关系之中，《中庸》所要求的就是人们必须依照这些关系要求的规范去生活。“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经”，“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里所谓“求”，所依据的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在这种标准和要求之下，封建社会的人们都须安于其社会地位和生活现状，“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人们之“修道”，达到这样的道德自觉并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自然可以巩固起来，封建社会秩序自然得以稳定。

如何才能形成道所要求的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呢？《中庸》继承孟子思想，强调“诚”对于修道的重要意义。

“诚”可以说是《中庸》的核心范畴。它即包涵有主体道德行为的主动性和真诚执著的意思，又包涵有道德为达到高度自觉境界的意思。《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谋，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周执之者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通过对诚的道德实践的阐发，《中庸》强调指出了诚之对于天人关系的重要意义。《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诚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又说：“唯天下至城，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为达到“至诚”的境界《中庸》十分强调所谓“诚之”，即主体道德行为的主动精神。《中庸》讲“至诚无息”、“择善固执”。强调“诚身”、“诚其意”。并指出“诚身有道”，而这个道既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要实行此道则应“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辩，辩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而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要求人们以千百倍的努力和工夫去体认和实践“天道”，以求达到合“道”的境界。

《中庸》认为，修道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中和”。《中庸》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道德标准之“不行”、“不明”，盖在于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出现或“过”或“不及”的偏差，它要求人们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谓“中”。

由上述《中庸》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它完全以人的道德修养为主旨，着重对内在人性心灵的形而上的开掘。并以主观内在的道德修为为决定性的关键环节，贯通了先验本体与情感心理，“天道”与“人道”，客观的外在运动与主观的内在修养，从而将个体内在修养与外在的“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形成一种以“修身为本”，以个人的道德品质为本原的决定性因素的世界观和政治伦理观。这显然是对原始儒学德治主义或人治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因为《中庸》以内在心性的探讨和开掘为其基本特征，所以受到后世理学的高度重视和推崇，被视为儒家的精义所在，成为后世理学的理论先驱。《中庸》因此便由秦汉之际儒学学者的众多著作中的一篇论文，而被提升到儒家经典的地位，不仅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读之书，而且也是后世儒家思想研究的一部基本文献之一。

【毛泽东评点】

仆读《中庸》，日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用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日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摘自毛泽东1915年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1页）。

【鉴赏】

1914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这四年半的时间，是毛泽东求学精进的岁月，是毛泽东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他致力于奠定其政治思想文化基础，探求人生和救国的根本道理。通过大量的读书活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形成了他早期的政治思想、哲学伦理思想和文化观。

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在一师学习期间，他十分注意就治学问题向当时任教于该校的湖南学界名流如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等先生请教，聆听教诲，学到了许多读书治学的有效方法。

除了向各位老师学习治学方法之外，毛泽东还经常与同学朋友探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罗章龙曾回忆毛泽东与他探讨治学问题的情形，他说：润之与我在定王台交谈，“最主要是治学问题。因为教育制度不好，治学在青年中是个难题。”“他强调原因是学用不符，读书与社会实践脱节，这就是重大问题。”（《回忆新民学会》）这期间，毛泽东在与同学和朋友的通信中，也大量地讨论读书治学的问题。

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使其治学过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反映在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毛泽东对其治学方法进行了许多精彩的表述。尤其是他对治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关系，如“学”与“问”、“自学”与“共学”、“博”与“约”、“通”与“专”、“精”与“粗”等关系的体认和阐述，更显其独特之处。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就“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利，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日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认为，作为道德修养境界的“诚”是天赋予人的，努力追求“诚”是人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便成为主体意识修养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博学深思，增广知识，提高主体素养，以臻理想的道德境界。《中庸》所倡言的这一修身治学之道，对于正在为寻求济民救世之真理而如饥似渴、精进不已地追求知识的毛泽东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因此深受毛泽东的推崇。

这封信所言朱子补《大学》诸语，是指朱熹《大学章句》补传五章里“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大学》讲：“古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论述了儒家“修齐治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格物致知”属“修身”的范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命题，也是儒家的为学之道。然而对这一命题的涵义的理解历来不一。根据朱熹的理解，“格物”就是即物穷其理，“致知”就是充广知识。“格物致知”也即通过努力穷究事物之理，而扩展、充广、丰富主体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