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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囊是为统治者决策为普通百姓谋生的实用智慧宝典（第2页）

接下来，《智囊》又记述了朱博调任左冯翊时的一段故事。

说当时长陵大姓中有个名叫尚方禁的人，年轻时曾因勾引有夫之妇而被人砍伤面颊。官府的功曹因为接受了贿赂，并没有惩治尚方禁，反而调他做了守尉。朱博听说此事后，找了一个借口单独召见尚方禁，故意问他脸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尚方禁自知朱博已经了解此事的底细，只得连忙叩头据实禀报。朱博笑道：“情欲之事，人所难免。我愿为你洗去耻辱，你能自己效力吗？”尚方禁惊喜道：“万死不辞。”朱博于是命令他不得向任何人泄露谈话的内容，今后还必须为自己充当亲信耳目，有情况直接禀报。

此后，尚方禁在工作中很卖力，经常破获贼盗等犯罪案件，颇有成效，朱博就提升他为连守县令。过了很久，朱博又单独召见那位功曹，痛斥了他受贿包庇尚方禁的事情，并令其将历次受贿之事一一写下来。功曹惶恐万分，只得如实交代。于是朱博责令他改过自新，然后拔刀将其所写罪状削成碎屑毁掉。此后，这位功曹一直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工作上尽心尽责，办事没出任何差错，朱博也就重用了他。毛泽东读了这个故事后，又在书中批注道：“使人改过自效。”肯定了朱博在处理尚方禁和功曹二人的问题上，其做法有可资借鉴的积极成分。

从上述毛泽东对朱博所作的一是一非的批注中，可以看出他对待犯错误者的一贯态度和所采取的方针政策。首先，毛泽东认为只要做工作，犯错误总是难免的，但关键在于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其次，关于处理犯错误者的政策原则，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就早已提出：

“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在1966年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他又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再次，毛泽东还认为，犯错误虽然是坏事，但对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消极因素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

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朱博怒杀从事的不当，又指出朱博令尚方禁、功曹二人改过自新的正确，这都和他对犯错误的认识和处理的政策原则是相吻合的。

《智囊》卷8《明智部·经务·徐阶》记述了明代内阁大臣徐阶的一段故事。明世宗时倭寇**东南沿海，当地巡抚屡屡告急，请求朝廷出兵。于是兵部尚书就勉强派3000名无战斗力的士兵前往。内阁大臣徐阶不同意，说对于发兵一事，只应考虑该不该发，要是不该发，无论精兵、弱兵都不能发，以节省开支；要是应该发兵，就一定要发精兵，以求取胜，怎么能用虚应文章来掩人耳目呢？兵部尚书害怕了，就改发精兵6000人，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带领出征。结果，这支部队在初获胜利之后，旋又遭倭寇伏击而溃败。当政之人把这事归罪于徐阶，徐阶就上疏辩解说：“按法律应当责罚当地州县的守令。军队将校负责打仗，州县守令负责防务。如今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归罪于将校，而守令却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守令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奖惩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长官，当兵的只占全国百姓的百分之一，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将校来承担呢？如果守令辛勤，军队粮饷就不会少；守令果断，探哨侦察敌情就不会有误；守令警惕，奸细就无处藏身；守令仁爱，乡兵就能配合军队作战。所以我认为重责当地守令就可以了。”

叙述完这段故事后，冯梦龙又对中国古代军事管理体制的发展变化进行总结和评论说：汉代的兵制和唐代的府兵制，都是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将校和守令合二为一，因而较好地解决了战与守的问题；但自从唐代中叶改府兵为扩骑之后，及至宋、明两朝，皆实行兵民分治的军事制度，将校和守令互不通气，各行其事，因而打仗时候很难集中起各方面的力量，造成“战与守两俱虚也”。最后还指出，除阶的上疏是从军事体制上深入探讨了明代末世衰落的弊端。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后，基本上赞同冯梦龙关于明代军事体制的看法，并以古今对照的方式进一步批注认为：“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他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制胜法宝。

《智囊》卷13《捷智部·灵变·王羲之》叙述“书圣”王羲之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说：在东晋初年，年幼的王羲之很受大将军王敦的喜爱，王敦常带着他同床共眠。一日，王敦先起床，接着钱凤进屋来，两个人便秘密商量起谋反之事，但都忘了还有个小孩在**睡觉。此时王羲之已醒，听到了他们的密谋，立刻意识到若被他们发现，自己必然性命难保。于是他急中生智，吐出一大滩唾沫，抹在自己脸上和被褥上，假装熟睡。王敦和钱凤议事至半，才想起王羲之还未起床，心想机密已泄，“不得不除之”。

于是二人撩开床帐，见王羲之吐唾纵横，就相信他确实一直在熟睡。这样，王羲之才终于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后，在书中批注道：“此事似误，待查。”

毛泽东为什么作出这样的批注呢？原来冯梦龙在编集《智囊》时，有些材料是采自稗官野史，上述这个故事就源于《世说新语·假谲》。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时已指出：“按诸书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查《晋书·王允之传》，也确如刘孝标所说。毛泽东熟读史书，对这个故事中的谬误自然很容易发现，所以才信手作出了上述的批注。由此可见，毛泽东阅读笔记小说这类作品时，常常是以正史相对照，很注意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角度来看待作品的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他浓厚的史家兴趣和敏捷的史家见识。

《智囊》卷14《捷智部·应卒·张恺》记述说：张恺是鄞县人，明宣宗宣德三年以监生的身份选为江陵县令。一次，征讨交趾的大军从江陵经过。军队总督向江陵县府征集几百个火炉和炉架到军中急用。张恺就让木匠把方桌的腿锯掉一半，桌面中央凿开一个洞，再安放上铁锅，即成一简易炉灶，这样很快完成了所征派的任务。不久，军中又要征集1000多个马槽，张恺就召集各家妇女用棉布缝成马槽形，槽口缀上绳子，再用木桩把布马槽的四角撑开，即成一简易马槽。而且，等喂过马后，布马槽还可以收卷起来带走，很是方便。这样，以后不管军队行进到哪里，马槽都够用了，所以大家都争相效法。后来，周文襄推荐张恺做了工部主事，督运便大得其力。

冯梦龙在叙述完这个故事后，随即发表议论说：张恺只不过是个监生，竞有如此出众的聪明才智，看来在选官用人上是不能仅用资历来衡量的。毛泽东读了这个故事后，也十分赞赏张恺的聪明才智，就在书中批注道：“小知识分子有用。”在毛泽东读史的众多批注中，如此肯定“小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多见的。

《智囊》卷19《语智部·辩才·子贡》详细记述了孔子的得意门徒子贡进行外交活动的一段故事。春秋诸侯争霸时期，田常想在齐国作乱，为了提高自己的声威，便调集军队去攻打鲁国。

鲁国是孔子的故乡，为了保家卫国，他就派子贡去齐国说服田常退兵。子贡见到田常后，说了一番攻打弱小的鲁国并不利于增强田常的势力，而只有去攻打强盛的吴国又不能取胜之时，才能孤立齐国国君，使田常得以乘机独掌大权的道理。于是田常答应子贡攻鲁部队按兵不动，等子贡去说服吴国出兵救鲁伐齐，然后再去迎战吴国。子贡去南方见吴王，利用吴王称霸的野心，又说了一番救鲁伐齐之举可名利双收的道理，还说若胜了齐国再趁势攻打晋国，吴国就没有对手了，吴王听后有所心动，但表示要先讨伐完有图强报复之心的越国以后才能行动。子贡又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去说服越国派兵跟随吴王一同攻打齐国，吴王答应了。子贡去见越王，告诉他吴王正担心越王的报复，想来讨伐越国，而现在越国的力量尚弱，不足以相抗，故为了消除吴王的怀疑，就必须派兵随吴王攻打齐国。同时又指出，如果攻打齐国失败，主要折损的是吴国军队，这自然有利于越国；如果胜了，再让晋国会同其他诸侯一起攻打驻齐的吴国精锐，越国就可乘机出兵攻打吴·国本土，必胜无疑。越王听后赞赏不已，欣然接受了子贡的建议。这样，吴国终于调集九郡兵力去讨伐齐国了。子贡又赶到晋国，告诉晋国国君要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吴军在打败了齐军后，果然又转而攻打晋国，但结果是吴军大败。越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出兵袭击吴国，一举擒杀了吴王夫差。三年之后，越国终于在东方称霸。

冯梦龙在叙述完上述子贡这一系列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成功外交故事之后，随即发表评论说：子贡所为，“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后，又在批注中进一步发挥说：“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毛泽东晚年对于儒家的圣贤之说很不感兴趣，这条批注就表明了他当时对儒家的看法和评价。所谓“儒术伪耳”，是指子贡作为孔门高足，为了鲁国的利益而四处游说、挑拨，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儒家所提倡的乐道修身以维系周礼的宗旨，所以他算不上真正儒家，而是“伪儒”。孟轲被后世尊为“亚圣”，但他也曾游说于列国诸侯之间；韩非是“儒家的左派”荀子的学生，曾跑到秦国的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积极地出谋划策；叔孙通是秦末汉初的大儒，先在项羽手下为部属，后归附刘邦，汉朝建立时又与众儒生共立朝仪。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不符合儒家的宗旨，其实也是纵横家。

《智囊》卷22《兵智部·制胜·孙膑》首先记述了孙膑赛马的故事。战国时期，孙膑到了齐国，住在齐将田忌家里。田忌经常与齐国公子赛马赌输赢，孙膑看到他们的马足力相差不远，都有上中下三等，于是就给田忌出了个主意说：“用您的下等马去与公子的上等马比赛，用您的上等马去与公子的中等马比赛，用您的中等马去与公子的下等马比赛。”田忌依计而行，结果以二胜一负的比赛成绩赢了齐国公子五千金。冯梦龙在叙述完这个故事后，随即又引用唐太宗所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

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而击之，无不溃败。”并指出这就是采用了孙膑赛马的战术。

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和冯梦龙的按语之后，就在批注中进一步发挥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即唐太宗，朱元璋即明太祖。这两人都是经过横刀立马、南征北战，从战乱中打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帝王。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军事才能，称赞他们善于用兵、很会打仗。特别是对于唐太宗，毛泽东曾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士兵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攻即胜。这样一可以练兵，二可以练民。毛泽东就是结合这些历史人物运用的战略战术，在批注中阐述了他对孙膑赛马战术的见解，这些见解凝聚着他从1927年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和体会。

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程，人们不能忘记，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的大规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出动兵力10万，第二次20万，第三次30万。毛泽东率领红军，以远比敌人微弱得多的军事力量，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反围剿的辉煌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留有深刻的影响，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仍然战胜了蒋介石50万大军的进犯而取得胜利。只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硬拼蛮干的方针和逃跑主义，才导致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长征。至于在解放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则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灵活运用“以强当弱”，“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而取胜的典型战例。由此可见，正因为毛泽东亲自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体会，所以他在批注上述孙膑赛马的战术时，其见解就显得十分精辟而深刻。

《智囊》接下来又记述了孙膑围魏救赵的故事。公元前354年，魏国为了扩张地盘，出兵攻打邻近的赵国。赵国在连吃了几个败仗后，都城邯郸也被魏国军队包围，形势十分危急，便派人向齐国求救。齐国为了解除魏国灭赵后将给自己造成的威胁，就派田忌率兵救赵，孙膑随行任军师。田忌本想直接赶往赵国去解邯郸之围，孙膑却建议他去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达到了围魏救赵的目的。

毛泽东读了这个故事后，在这一段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批注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表达他对孙膑提出的围魏救赵之计的极度赞赏。其实，毛泽东对于围魏救赵的故事早已十分熟悉，并在革命战争中自觉地运用了这一古代兵法。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当谈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问题时，就曾特别指示抗日部队可以借鉴古代历史上的战例，采用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法。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更重要的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可见，毛泽东确实早就将围魏救赵的古代兵法运用到了革命战争之中，而且还作了详尽的解说，取得了实战的效果。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和平的环境中再次读到围魏救赵这一著名战例时，仍然由衷地称赞孙膑所采取的这一兵法是“千古高手”。

《智囊》卷22《兵智部·制胜·赵奢》记述说：战国时期，秦国出兵攻打韩国，两军在阏与一带展开对峙，赵国派大将赵奢领军前去救援韩国。赵奢离开都城邯郸才30里，就下令不再前进，停下来修筑营垒，这样坚壁了28天。这期间，秦国派密探来侦察，被赵军捉住，赵奢却好好地款待了这个密探，然后又将他放走，密探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报告给秦将，秦将大喜，自认为赵奢之所以离开都城才30里就停止不前，那是因为阏与不是赵国的国土，赵国人并不关心赵奢也不是真想救援韩国。赵奢故意造成这种假像后，立即命令部队急速行军，一天一夜就赶到了距离阏与只有50里的地方，扎下营垒。秦军得知这一消息，仓促赶来迎战时，赵军已经抢先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因而大败秦军，一举解了阏与之围。

冯梦龙在叙述了这段故事后，随即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话说：“反问者，因敌间而用之。”并指出赵奢就是运用了“反问计”，才取得阏与之战的胜利。毛泽东读了这段故事和冯梦龙的评论后，在“反间者”三字旁画了一条着重线，对“因敌间而用之”这句话逐字加以圈点，并在天头上批注道：“劳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救，此秦所以败也。”显然，毛泽东是从秦军战败的角度来分析阏与之战的。他认为秦军失败的原因，就是只注意了屯兵围攻阏与的韩军，对赵奢所领赵国援军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反而中了赵奢的“反问计”，被假像所麻痹，因而失去了作战的主动性。对于反问计，唐朝诗人杜牧曾解释说：“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秦军阀与之战的失败，正是中了这样的反间计。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阏与之战的分析是很精辟的，同时这也反映了他对《孙子兵法》中的反问计是十分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