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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方与圆的做事哲学（第4页）

史载，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的郭子仪之子郭暧，娶了唐代宗李豫的女儿升平公主。一次，小夫妻发生口角，郭暧急不择言：“你倚仗你父是天子吗？我父还嫌天子不做呢！”

听了这句大逆不道之言，升平公主哭着回宫告状。闻听此言，李豫劝女儿道：“他父亲嫌天子不做是实情，若是不嫌，天下哪里还姓李！”

面对负荆请罪的郭氏父子，李豫安慰道：“俗话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小儿们绊嘴，哪里用得着听！”

唐代宗没有因为天子的光环而晕眩，而以清醒的头脑想透了怎样处理这件事才算恰当。假若李豫不能“糊涂一点”，而去追究郭暧的罪过，其结果就算丢不掉江山，也会失去爱婿，伤了功臣的心。

在我们身边，无论同事、邻里之间，还是萍水相逢之人，不免会产生磨擦，如若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结果就会越想越气，伤害身体，激化矛盾。如果做到遇事“糊涂一点”，麻烦、恼火、损失自然就少得多。

很多事情，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能不能很好解决。所以，学会不分是非、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用现实的眼光看待别人和世界，是提高思考能力最基本的态度。

局势不利，不妨暂时妥协

暂时妥协是人生的一大策略，暂时交出或放弃，是在这一过程中等待时机，创造条件，以求扭转乾坤以图东山再起。

“妥协”就其词义来说，是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或争执。从词性上看，妥协并无褒贬之分。近日得闲，翻阅史传、小说，顿生感悟：原来，暂时的或者说必要的妥协，乃是人生一大策略。

袁崇焕是明末著名军事家，官至兵部尚书。他屡次击退清军的进攻，战功卓著，结果却是含冤被杀。小说中说，辽东战役时袁崇焕曾想以暂时的妥协换取准备的时间。他认为，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历史上不乏先例。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恢复、蓄养国力、兵力，等到汉武帝强盛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代父皇李渊做主，与突厥议和，等到兵马齐备，军队训练有素时，才派李靖北伐，大杀突厥犯敌。（顺便提及，二战史上，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因某种需要而暂时妥协者也有实例。）同是妥协议和，秦桧与前金的议和，同诸葛亮与孙权周瑜的议和，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屈膝投降，而后者是暂时退让，这种妥协是为将来的进攻做策略上的准备，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袁崇焕当时的委曲求全的妥协策略；难以让人理解，其为社稷计忍辱负重、行举世嫌疑之事，实属不易，此不多论。

的确，有进攻必有退守，有冲突也应有妥协。大至军国之重，小至家务琐屑之争，带兵打仗，为官从政，做人处世，必要的妥协往往是不可少的。

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来说，隐忍、妥协，有时并不意味着胆小、怯懦。含辱妥协，既要战胜自我，消除受辱的复仇心理，又要战胜别人，不顾世俗的猜疑、歧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勇敢呢！

暂时的妥协，必要的妥协，的确是一种重要的为政之道、军事之道、人生之道。大道通了，至于邻里纠纷、兄弟失和、夫妻斗嘴之类的日常矛盾，便不难用“妥协”来化解了。学会妥协，学会放弃，实则是人生一大课题。

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十分残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的许多官员也纷纷倒戈，转向农民起义军，因此，隋炀帝的疑心很重，对朝中大臣，尤其是外藩重曰，更是易起疑心。唐国公李渊（即唐太祖）曾多次担任中央和地方官，所到之处，有目的地结纳当地的英雄豪杰，多方树立恩德，因而声望很高，许多人都来归附。这样，大家都替他担心，怕遭到隋炀帝的猜忌。

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多少有点猜疑之心。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

王氏把这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更加谨慎起来，他知道隋炀帝对自己起疑心了，但过早起事又力量不足，只好低头隐忍，等待时机。于是，他一面向隋炀帝表示忠心臣服之意，一面故意广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整天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此举颇见效果，隋炀帝放松了对他的警惕。试想，如果当初李渊不主动低头，或者头低得稍微有点勉强，很可能就被正猜疑他的隋炀帝杨广除掉了，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太原起兵和大唐帝国的建立？

妥协是在不利形势下所实行的一种让步政策。斗争处于劣势时，对方往往提出无理要求，我们只好暂时让步，满足其要求，以待危机过去，再解决问题。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一是可以避免时间、精力等“资源”的无效投入。在“胜利”不可得，而“资源”消耗殆尽日渐成为可能时，妥协可以立即停止消耗，使自己有喘息、充实力量的机会。

二是可以获得暂时的和平，来扭转对你不利的劣势。我们之所以处于劣势，最大的原因是实力不足，或者内治、外交方面出了问题。无论提升实力还是解决问题，都需要时间。用妥协换来“和平”，你便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引导“敌我”态势的转变。

三是可以维持自己最起码的“存在”。妥协往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但却换得“存在”。俗话说，“留得青山，不怕没柴烧”。存在是一切的根本，因为没有存在，就没有明天，没有未来。也许这种附带条件的妥协对你不公平，让你感到屈辱，但用屈辱换得存在，换得希望，相信也是值得的。

妥协有时候会被认为是屈服、是软弱、是“投降”，而事实上，妥协是一种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智慧，既是转危为安的战术，也是图谋远举的战略。所以，古今智者都懂得在必要时向别人妥协。毕竟人生成功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意气。

如何谋取胜局？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其中一法是：以柔克刚，以屈代伸。说白了，就是能够低头办事，低声求人。

曾国藩是一位以柔克刚、以屈代伸的高手，从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而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人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人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事，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侮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至咸丰八年（185年）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璋和左宗棠，以期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切供饷。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又与那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计议已定，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因为能够低头办事、低声求人，所以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兵器有兵器，可谓一路顺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