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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2页）

除了自己的老师周道登，值得崇祯信赖的重臣，韩爌算一个。作为“钦定逆案”的主办者，韩爌是崇祯上台后首建奇功的人。崇祯不仅信任韩爌，而且对他的门生袁崇焕也特别信任，让其督师蓟辽。崇祯元年十二月，韩爌担任首辅，干了一年多，工作卓有成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军队绕道古北口入长城，围困北京。崇祯接到举报，因为袁崇焕叛变，所以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于是，袁崇焕被逮捕下狱，并被磔刑处死。作为负有领导责任的韩爌，本来就胆战心惊地过日子，这回一了百了：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韩爌罢职还乡。

继任首辅李标，是个比较正直的人，同时也是个无党派人士。因为反对官员结党，所以受到崇祯的信任。在崇祯的眼里，官员结党是件不能容忍的事，所以“寄耳目于厂卫”，安插了很多探子，对朝臣进行暗地监视，搞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李标觉得这样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上奏崇祯帝：“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跟领导有分歧，李标这首辅没法干，当月上台，当月下台。

成基命因为受到过魏忠贤的打击，而被崇祯列为信赖的人，并由此成为李标之后的过渡首辅。袁崇焕案时，成基命与崇祯发生分歧，又成了崇祯不信任的人。崇祯三年九月，当了半年首辅的成基命决定辞职。

这时，最受崇祯器重的大臣是周延儒。

周延儒（1593-1643），字玉绳，号挹斋，宜兴人。周延儒机智敏慧，二十岁时连中会元、状元，崇祯帝即位不久，便将周延儒从南京召回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的官位，年仅三十五岁的周延儒，已有十四年的从政经验。

崇祯元年冬，锦州发生士兵哗变，督师袁崇焕认为是“欠薪”所致，所以上书请发军饷。崇祯帝为此在文华殿召集大臣商议，诸多大臣都说了句正确的废话：缺钱，那就给钱！

其实，边事缺钱倒是事实。问题是，朝廷如果有钱，边事早就摆平了。没有钱又要办事，周延儒力排众议，提出自己的看法：宁远士兵哗变发军饷，锦州士兵哗变再发军饷，这样下去，边军风气只能更坏，朝廷不仅要防外敌，连自己的士兵都要防了。

挟边自重！周延儒发现了问题的另一面，并非完全是投皇帝之所好。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又敢说真情实话，崇祯帝对周延儒更为器重。

崇祯三年九月，年仅三十七岁的周延儒出任首辅。但是，周延儒遇上了一个官场老手——年长自己二十岁的温体仁。给一个后生当下手，温体仁咽不下这口气。周延儒的子弟也不争气，仗着周延儒的名声在家乡横行霸道，温体仁逮着把柄便让言官不断弹劾，弄得周延儒灰头土脸。崇祯四年（1631年），周延儒的姻亲陈于泰参加殿试，利用周延儒的关系抢了状元，著名的才子吴伟业“屈居”榜眼，社会舆论一时大哗，温体仁又找到了一个说事的机会。空穴来风，崇祯帝开始对周延儒怀疑起来，加上温体仁的步步紧逼，周延儒被迫于崇祯六年六月托病回乡。一心当首辅的温体仁，终于如愿以偿。

从时间上看，崇祯最信任的人应该是温体仁，在崇祯朝他整整干了五年首辅，创造出生性多疑的帝王统治下的居官纪录。

温体仁资历较老，但品性欠佳。崇祯帝刚刚即位，便擢升温体仁为礼部尚书，证明崇祯对他确实比较信任，温体仁也认为这是皇上有意重用他的信号。崇祯元年冬，崇祯帝决定增补内阁阁员，温体仁对入阁满怀信心，但会推阁臣时赞成票很少，温体仁名落孙山。温体仁不自我反思，而是决定找江南才子钱谦益的茬，因为他得票太多。整掉前面的，后面的自然就递补上去了。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温体仁又拉周延儒入伙，二人联手，共同对付钱大才子。本来崇祯对钱大才子也很信任，但听温体仁说钱大才子私下缔结朋党，态度立马变了，钱谦益也由此回到了乡下。

温体仁以阴狠毒辣著称，朝臣中早有共识，但崇祯帝非常自信，认为温体仁很忠诚。温体仁、周延儒联手搞倒钱谦益，崇祯帝反而很高兴，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明察秋毫的良臣，并由衷地发出感叹：没有温体仁，朕几乎误了大事！

当然，温体仁也为崇祯帝办了大事——按照崇祯帝的意思，处理了袁崇焕一案。温体仁成功地掌握了崇祯帝的性格，投其所好，直到挤走周延儒，登上首辅的宝座。

钱谦益被温体仁算计到乡下，日子倒也逍遥自在，以其文人性格，本无找温体仁报仇雪恨的心思。但一个偶然的事件，他竟无意中把首辅大人给扳倒了。

有一天，一个叫张汉儒的混混找上门来，让钱谦益帮忙办件私事。钱谦益比较清高，对品行不端的混混根本不拿正眼瞧。结果，祸事上门了：怀恨在心的张汉儒，竟然跑到京城上访，说钱谦益在乡里结交朋党，谤议朝政。

温体仁差不多也将钱谦益给忘了，张汉儒这一上访提醒了他，决定顺手再收拾一顿钱大才子。钱谦益被逼急了，连忙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救。曹化淳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便给温体仁打了个招呼，说这等子虚乌有的事干脆算了。温体仁不厚道就在这里：不给人面子也就罢了，居然准备连同曹化淳也给收拾掉。于是，温体仁将曹化淳说情的事添油加醋密奏给了崇祯帝。

温体仁这一招阴毒，也似乎有点愚蠢，但是很有道理。在不设宰相的明朝，阁权与宦权冲突得很厉害。皇帝信任内阁，宦权就靠边；皇帝信任宦官，阁权也自然靠边。温体仁对曹化淳打黑枪，既是防微杜渐，也是一箭双雕。

崇祯帝确实很信任温体仁，但温体仁忽略了一点：铲除魏忠贤已经好多年了，崇祯对宦官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他已经不将宦权看作是皇权的威胁，甚至觉得宦官很有用，也比文臣忠诚可靠。崇祯帝将温体仁的密奏拿给曹化淳看，曹化淳吓得魂都飞了。曹化淳向崇祯帝如实报告了事情的原由：这不是图谋不轨，除了说情还是说情！既然这样，崇祯皇帝也就算了。

吓得半死的曹化淳，就此与温体仁结下了深仇。一不做，二不休，曹化淳毛遂自荐要求亲自侦察审理钱谦益一案。曹化淳手下有的是东厂特务，钱谦益的事查得水落石出，温体仁私植党羽的事也“顺便”弄了个一清二楚。崇祯帝对钱谦益的事一点都没兴趣，但温体仁的事触动了他的神经。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温体仁正同家人吃饭，忽有太监来传圣旨：温体仁削职为民！

“当”的一声，温体仁手中汤匙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论资排辈，张至发当了首辅。

张至发算是崇祯皇帝特别信赖的人，他的经历比较特殊，有着基层工作经历，从知县、知府、巡抚一直干到刑部右侍郎。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帝感到迫切需要有实践经验的人来处理朝廷事务，破格让他进了内阁。没有翰林经历而成为内阁辅臣，这在明朝的历史上十分罕见。

处理具体政务，张至发井井有条，确是一把好手，但这个人并无治国谋略，小聪明倒不少。翰林院检讨杨士聪弹劾吏部尚书田惟嘉，张至发见到奏疏，想到的是卖个人情，密抄一份送给田惟嘉，让他先做反驳的准备。结果弄巧成拙，杨士聪的奏疏崇祯帝还未批转到内阁，田惟嘉就上书一条条地辩驳，辩驳的顺序都没乱。怀疑是崇祯帝的强项，一核查，果然是内阁与吏部串通作弊。崇祯帝对张至发的信任，也就结束了。张至发也很知趣，请求辞职。崇祯帝顺水推舟，批示张至发因健康原因，“回籍调理”。其实，张至发的辞职报告中根本没写身体有病，崇祯出乎意料地给了他面子。“遵旨患病”，当了十个月首辅的张至发，只给政坛留了个笑谈。

接替张至发的孔贞运，首辅只干了两个月。崇祯帝曾对孔贞运厚爱有加，一是孔贞运为孔子的第六十二世孙，二是孔贞运在南京礼部侍郎任上时以“扫黄”出名。在民风与官场风气严重下滑的末世，“德治”或是一针强心剂。崇祯帝想树这么一种典型，在孔贞运担任国子监祭酒时，特意对其赏赐有加。崇祯的想法虚构成分太大，孔贞运对自己祖宗倡导的礼义仁智信，其实是“历史地”看待的。因为官员选拔问题，孔贞运与崇祯帝发生分歧，郭景昌趁机上书弹劾他，崇祯一气之下停发了郭景昌的工资，孔贞运则被免职了。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刘宇亮进为首辅。这年冬天，多尔衮率清兵南下，从墙子岭进入长城，京师戒严。关键时刻，刘首辅挺身而出，要求出城督察军情，崇祯帝大为感动。刚过真定府，听说清兵将至，刘宇亮赶紧进晋州城躲避，结果知州陈弘绪紧闭城门，一个不让进。刘宇亮大怒，下令陈弘绪开门，否则军法论处。陈弘绪回答说：你是来抗敌的，现在敌人来了，哪有躲避的道理？反正，城门就是不开。

刘宇亮一面上疏弹劾陈弘绪，一面要抓陈弘绪。陈弘绪在地方的影响很好，晋州离京城又近，很多人跑到京城上访，为陈弘绪鸣不平。从此，崇祯帝对刘首辅的能力、水平大为怀疑，认为他只会扰民，正事干不了。

第二年正月，刘宇亮行至天津，发现诸将畏敌退避，便将总兵刘光祚给弹劾了。公文出来后，刘光祚偏偏又打了次胜仗，刘宇亮只好又重新上书，为刘光祚求情。崇祯帝气不打一处来，将刘宇亮给免了。

刘宇亮罢官，薛国观一跃而为内阁首辅。看上薛国观，当然是因为他的能力，崇祯帝视其为温体仁第二，从而对其信任有加。不过，跟温体仁比，薛国观伪装的水平又差了许多，没多长时间崇祯便对他心生怀疑。有一次崇祯与薛国观讨论官员贪腐问题，作为百官之首，薛国观至少要检讨一下自己认识与工作上存在的不足，有个自我批评的姿态。薛国观认为官员贪腐，主要是东厂和锦衣卫监督不力。如果厂卫不失职，官员怎敢如此贪婪？

脏水净向别人泼，另一旁的东厂太监王化民恨得牙根直痒痒。既然薛首辅认为厂卫失职，那厂卫就好好尽职一次。王化民悄悄一查，将薛国观贪腐的事实写了几张纸。崇祯帝一看，肺都气炸了。

论得罪的人，太监王化民算是小儿科。内外形势严峻，朝廷的收入早已入不敷出。崇祯帝让薛国观想办法，薛国观还真想出了一个：向皇亲国戚、达官贵族“借”。

这个主意本身也算不上太歪，因为老百姓身上确实榨不出什么了，再往死路上逼倒不如直接让老百姓造反。问题是这些有钱的主，愿不愿意出钱。于是，薛国观又出了第二个主意：外廷官员我负责，皇亲国戚你负责！

给皇帝派活，薛国观是明朝第一人。皇亲国戚，钱是有的，但谁都比国字号银行牛，皇上不亲自出马，借一分钱都是问号。朱由检无可奈何，同意了薛国观的意见。

朱由检选定的第一人，是武清侯李国瑞，开口白银四十万两。李家原籍山西平阳，自打出了孝定太后，也就是崇祯帝的曾祖母，晋商便多了强买强卖的底气，生意也做到了京城。《燕都游览志》载：“武清侯别业，额曰清华园，广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