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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的足迹（第2页）

父亲心灵手巧，唯独念书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念一个月的书，他就能在街上玩二十几天。勉强读了四年书，被送去当了学徒，三年学徒生涯结束，学得一手木工好技艺。时值新中国成立，他靠一身好手艺，不愁吃穿，住着冬暖夏凉的房子。他的母亲仍住在乡下，日晒风吹，土里刨食，住着又脏又潮的茅庵子。经过一年多的思想斗争，父亲终于下了决心，舍弃舒适的城里生活，远赴荒凉、偏僻、落后的毛乌素沙漠腹地———奶奶住的地方。

夫唱妇随，母亲只能跟着父亲远足他乡，走过定边境内的梁镇，进入内蒙古地界。他们还没到目的地，大漠就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每走三五步，鞋子里就装满了沙子，鞋子陷在沙子里，没了踪影，用手刨出来，手提鞋子，赤脚前行。如遇沙山，动物一样手脚并用才能翻过去，眼前的一切，已经证明了这里生活的艰辛，毛乌素沙漠恶劣得不能再恶劣的环境，也没能改变父亲追随奶奶的决心。他选择的这条路，同时决定了后代人的命运。我真佩服父亲的适应能力，大漠生活非常艰苦，收获的粮食不光单调，还不够吃，想吃蔬菜更是奢望。

人常说适者生存，可不适者也得生存。当年，奶奶在这里也绝望过，曾经反反复复地逃跑，但还是没能逃出去，想从大漠里逃出去太难了。李白说蜀道难，它突出在“险”上。大漠难行，是因为它无边无垠，变幻莫测。奶奶不会忘记自己在这里是怎样活过来的，知道这辈子绝无离开的可能，哪怕子女和自己遭同样的罪，也要团聚在一起。

我的姐姐哥哥前后出生，在父亲的庇护下，一家人过得还算轻松安然。别人家的孩子穿破了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鞋子破了好几个窟窿还不肯丢。为了节俭，一年里有大半时间都打着一双赤脚。而我们弟兄姊妹还能穿上城里流行的运动鞋。

开荒种地，环境雪上加霜。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是这里的真实写照。我们一家人也像愚公一样，与天斗，与地斗，在大漠里与天争抢口粮。可是，人最终败给了自然，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父亲不会农事，但有一身好手艺，在广阔的农村天地里大有作为，方圆百里无人不知父亲精湛的木工技艺。他常年风里来雨里去，踏遍了房打周围的沙山漠海，打篓盘犁、起房盖屋、穿躺柜、做箱子样样都会。父亲没学过一天绘画，但在他做的家具上画什么像什么，花鸟鱼虫，山水亭台，惟妙惟肖。父亲心灵手巧，过目不忘，不管什么，只要父亲看一眼，就能做得一模一样。父亲人缘特好，和什么样的人都能沟通、打交道，乐善好施，喜欢帮助人。邻居要买一列骆驼，父亲便把所有的积蓄一次性全部借给邻居，能否还得了，他并不考虑，在他看来能帮助人就行。

表面看，父亲很严厉，其实不然，他对儿女分外慈爱，很少发火。我对他的记忆很少很少，少到忘却了他的面孔。由于长年累月的劳作，父亲得了严重的肺病，身体每况愈下。为了给尚小的我们多积累些钱物，他争分夺秒拼命地干活，与病魔抢时间。父亲不等双鬓染白，仅三十五岁就匆匆走了。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经历了不堪回首的风霜雨雪，最终还是带着对子女的眷恋幽怨地离去。

2021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坐在九十岁的母亲身边，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母亲和父亲出生在同一座小城，小时候租住在榆林一个叫常官下巷的地方，也曾遭遇过日本飞机的大轰炸。

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开始连续轰炸母亲居住的小城。担着鸡蛋、赶着毛驴进城卖炭的农民和小贩，常常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在路上。死亡笼罩着全城，小城里的人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担心灾难随时降临。有钱人举家向后方转移，身强力壮的男人怕被抓丁，出城投亲靠友躲藏起来。无可奈何待在城里的都是老弱妇孺和机关驻军。军队备战，修筑工事；老百姓则在自家院子挖一个大地窖，上边盖上一层厚厚的土。钟楼上的警报钟一敲响，便藏到地窖里。

母亲说：“我记忆最深的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天，钟楼和城里所有庙上的钟声响个不停，人们知道日本飞机又要来了，拖儿带女，慌乱逃窜，连夜从四个城门出逃，到乡下躲避轰炸，这样的轰炸已经好几次了。我们因为你外婆病恹恹的，一直待在家里。第二天一大早，天空像炸雷一样响成一片，震耳欲聋，你外婆这回吓得待不住了，一边拖着六岁的我，一边拖着四岁的你舅，开始往城外跑。这时，满街空无一人，连一只狗也看不见，我们三人连滚带爬跑到城边一个种菜的园子地里，钻进一间小土房，里面有一个瞎眼婆婆和两个小娃娃，估计也是来不及逃的。瞎眼婆婆双手合十，一遍遍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这时，屋外的轰炸声更大了，小土屋的门窗早被震飞到院子了，屋顶一个劲儿往下掉土。外面天空灰暗，地上升起一股股烟柱，烟尘滚滚，爆炸巨响越来越近。我的心怦怦直跳，浑身瑟瑟发抖。这次大轰炸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事后听大人们说一共三十六架日本轰炸机，从太原起飞，飞机编队呈大、小三角形，自北向南投弹扫射而来。”

母亲缓了一会儿说：“警报解除后，我们惊魂未定地往家走，街上一片狼藉，房子的门窗全被炸掉了。据说飞机过来的时候，有一辆军用汽车在城南公路上疾驶，诱使敌机追车扫射轰炸，把大量的炸弹丢到了南桥（响叉桥）、清静寺和南关阁等处，要不然这座小城早被夷为了平地。是那位临危不惧、舍身赴难的无名英雄拯救了小城。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陕北跌了大年景，人们饿得胖眉肿眼。秋天，我们举家迁往定边，父亲雇了两个脚户驮着我们姐弟一直向西走，当走到鄂尔多斯的克珠尔的时候，听说定边正在打仗，人们很紧张。第二天，我们继续向西走，到了定边的白泥井，脚户好赖不走了，说打仗的地方他不去，他还没活够。没办法，父亲只好把我寄养在白泥井他的拜把兄弟家，他们一行去了定边。当时的白泥井住着不到十户人家，整个一道滩全是白刺疙瘩，结满了黄豆大小的红色果子，一眼望去，红红的，我们摘着吃那些小红果子，味道又甜又酸又涩。几个月后，父亲才把我接到定边城里。

“定边也不比榆林好多少，木匠照样没人用，我父亲挣不来钱了。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家人把我嫁给了你父亲，当年的大年三十我过的门儿。第二年，我们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三年后，跟随你父亲踏上远赴内蒙古的行程，从落脚毛乌素沙漠腹地的那天起，我的噩梦也就开始了，我成了一个农民，而且是一个从来就没见过农具、连五谷长甚样儿都不知道的农民。刚去的那几年，我们住在茅庵子里，阴暗、潮湿，睡觉的时候，说不定甚时候不知名的虫子会掉到脸上、身上，有时蛇也会爬进来。从小生活在城里，突然走进荒无人烟的大漠，在沙漠荒村里安营扎寨，真是苦不堪言。自从跟你老子一脚跌进这沙窝子里，一待就是三十二年。

“我慢慢开始适应农村生活，所有农活都学着干，扬场放磙，撒种收割，风雨无阻，终日奔波在田间地头，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生活。来到内蒙古的第十三个年头，你父亲离世，丢下我和五个孩子，我们失去了遮风挡雨的人，从此过上了暗无天日、无依无靠的生活。不幸的遭遇没有打倒我，我擦干眼泪，艰难地生活下去，盼望着你们快快长大。”

母亲叹了口气，接着说：“那时候天天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四季不识闲，年底还要倒贴钱。种地的没粮食吃，既不是旧社会地主剥削，也没有上交公粮，全体社员都靠吃国家救济粮维持生命。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可我们挪不了窝，只能苦撑着。

“记得每逢雨季，是我们一年之中最难熬的日子，只要下雨，房子就漏雨，常常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从衣服、被褥、枕头、毡子到人的身上，没有一样是干的。如遇连阴雨就更难熬了，一连几天泡在雨水里。屋漏需要抹的泥，得跑几里以外，用牲口一次次驮。那时候最渴望的是下雨房不要漏。”

在沙漠里待过的人都知道，任何交通工具到了这里几乎都成了累赘、废品。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大集体解散，我们也都一个个长大，陆续离开这里。

“1982年，是我最开心的一年，总算跳出了沙窝，离开一待就是三十二年的沙漠，搬到小镇里。”母亲高兴地说。

听着母亲絮絮叨叨地讲故事，我感慨万千，乡下几十年的生活，我们吃尽了苦，遭尽了罪，几乎把她前半辈子的力气都耗干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子女，就算我们做错事，惹她生气，也从来不责骂我们，似乎她不会骂人。她与人为善的品格是我们与人相处的典范；她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作风是鞭策我们积极进取的动力。当她老去的时候，忽然发现我们欠母亲太多，想起回报她的时候，有些她已无法消受了。

对于子女，母亲不思索取，只管默默地付出，从来没有要求过子女回报。如今，儿孙满堂，日子过得要什么有什么，即使这样，在她的眼里我们永远长不大，永远是她的牵挂。她从不干涉子孙们的生活，不插手每个家庭的事情。当她老了、病了，无力帮助我们的时候，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不拖累我们，能不给我们找麻烦尽量不吱声。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无私而伟大的妈妈。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家才是一个温馨的港湾。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向妈妈说过爱或感激的话，就让我在这篇文章里说一声：妈妈，您永远是我们最爱的人，永远!

2021年春于敖勒召其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