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夏,村里连续出现鸡仔失踪或者被咬死吸了血的事情。那年月,鸡是农民的油罐、盐罐,活期存折。鸡的遭遇,在村子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人开始怀疑咪黄,有人甚至指桑骂槐起来。
咪黄犯了众怒,百嘴难辩。父母亲被逼上了绝路。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人们都进入了梦乡,父母亲一前一后出了家门。父亲肩上一根扁担挑着一只箩筐,箩筐里装着咪黄,咪黄的眼睛被布条蒙住了。猫是天生有极强导航能力的家伙。父母亲翻过一座山,跨过两条港,穿越三个畈,在一片玉米地边,将咪黄恋恋不舍地放入了荒野。
后面几天,村里鸡仔被残害的现象并没有停止。
惶惶然又过了几天。一天夜里,村里两条猎犬活捉了一只正在抓鸡的野猫。鸡仔被咪黄祸害的迷雾随之消失。
母亲怀着愧疚之情,开始思念咪黄。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父母亲刚刚入睡,家里忽然出现了咪黄的叫声,像婴儿唤娘一般,怯生生的。母亲翻身起床,点亮油灯,果然是咪黄。咪黄与母亲像久别重逢的母子,咪黄一跃而起,跳进母亲的怀里,温情地咪咪叫个不停。母亲搂着已经骨瘦如柴的咪黄,泪水夺眶而出。
咪黄三年后老去。从此以后,母亲不再养猫,也不提及任何猫。一旦提及,她就会从心底里将咪黄的记忆翻找出来,让她伤感。
我曾经建议,再养一只猫?
母亲忧伤地说:“养那畜生干吗?伤人心!”
母亲不言痛
2003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从单位回家,刚端起饭碗手机响了,是老家的座机打来的。我疑惑,这台电话只用于我们向母亲“查岗”,母亲只会听电话,并不会拨打电话。电话是老家一个侄子打的,给我传递来揪心的消息,母亲摔跤了,正在送往医院的途中。
我老家房子的旁边是村里的祖堂,祖堂大门前有九级石板台阶,村里人吃饭,喜欢端着饭碗坐到台阶上吃,一边吃饭,一边家长里短,说着闲话。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散坐于台阶上,成为一道风景。
母亲成了台阶卫生保洁的“志愿者”。她隔三岔五就给台阶做一次清洁。那天擦地的时候,一脚踩空,摔在了台阶上。
经医院诊断,母亲右髋骨粉碎性骨折。那年,母亲八十二岁。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的右腿已经做了牵引。母亲躺在病**,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右腿用支架悬在半空,脚踝牵引着钢丝绳,钢丝绳穿过滑轮,在另一端悬挂着沉甸甸的铁砣。这架势,我进门就倒吸了一口凉气,直到大脑几乎缺氧,才把那口气吐出来。因为护送母亲的乡亲还在,我只好强忍着泪水,不让掉下来。
在地方医院观察了一天,大哥就把母亲转去了武汉协和医院。在若干种治疗方案中,我们在肖宝均教授的鼓励下,选择了风险最大,也是最能让母亲彻底康复的方案:更换人造髋骨。开始我们兄妹几个不敢表态,认为母亲年龄太大,担心意外,是肖教授一句话给了我们勇气。肖教授说:“人体更换髋骨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我们为九十三岁高龄的老人做过此类手术,没有发生意外。”
大哥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说:“换,长痛不如短痛,死了不怪罪你们。”
我要说的是,母亲从摔伤,到送进医院,又转院武汉,在医院要进行多项检查,每一项检查都少不了要移动身体,都会刺激伤口,特别是手术后,母亲在重症监控室里,麻药过后醒了,伤口的疼痛程度可想而知,母亲被疼得昏迷了几次,但自始至终,母亲没有喊过一声疼。疼痛到了极限,她只是眼睛紧闭,龇牙咧嘴,决不呻吟。危险期过后,母亲还幽默一句:“疼算个啥?这辈子疼过的太多了,疼一阵子,自然就走了。”
母亲如此坚强,医护人员都深受感动和惊讶。村里的老大嫂说,母亲生我们兄妹几个的时候,疼得汗流浃背,咬牙切齿,也不呻吟。母亲说:“喊个啥子呢?我怕一喊,反而吓着肚子里面的娃儿不敢出来了。”
母亲学会了说“拜拜”
母亲九十岁之前,耳聪目明,生活可以自理。我们回老家看望母亲,无论停留多长时间,返程的时候,母亲从不挽留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公务在身。告别时,母亲总是那句话:“去吧,我身体好着呢,工作忙就莫回来。”
母亲住在老家,家里像个超市,很热闹。村子里的大婶、大嫂总是忙里偷闲来陪母亲聊天,堂屋里总有人打牌,或搓麻将,母亲乐颠颠地给他们烧茶送水,小孩子来了,把我们带回去的糖果分给孩子们吃,糖果吃在孩子们的嘴里,甜在母亲的心里。
这是母亲那一个时段的生活状态。母亲乐在其中,一点都不孤独。
母亲八十八岁那年,大哥曾经接母亲去武汉协和医院做过一次全面体检。教授看完体检报告不住地赞叹,各项指标均正常,教授说,八十八岁的老人身体没有一点儿毛病,简直是奇迹。大哥欣喜万分。
但母亲是一个人,不是神,体质再好,像机器一样,超龄服役了,就要出毛病。何况,八十二岁那年做过一次大手术。
那年秋天,九十一岁高龄的母亲晚上起床小解,不舍得喊身边的陪护,又摔了一跤。这一跤,把母亲彻底摔散了,摔碎了,像老屋经年风化了的土坯砖,再也捏不拢了。从此,母亲坐上了轮椅。母亲身体每况愈下。母亲神智再不能保持二十四小时清醒,每天总有两三个小时犯迷糊,逐渐转换为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清醒。
我们为母亲请了全职保姆。保姆照顾母亲是全心全意的,体贴入微。但保姆代替不了亲人、亲情。过去乡村生了小孩的母亲如果没有奶水,会给孩子找一个奶妈。但奶妈不是妈,只是一个鲜活的奶瓶,奶妈代替不了亲妈。
母亲坐上轮椅之后,对亲人陪伴有了期盼,这表现在每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依依不舍的眼神和细微的动作。我们返程的时候,她要求保姆将轮椅推到大门口,直到我们在她视线里消失,才肯回屋。
俗话说,老小老小,人老了,仿佛又重返到了幼儿时期。
母亲就是这样。我们再回老家的时候,发现保姆教会了母亲说“再见”,跟我们挥手“再见”。母亲跟着我们学,学会了说“拜拜”,只是手臂抬起来很费力,手指像弯曲生锈了的钢筋,生涩僵硬。母亲总是把“拜拜”说成“伯伯”。开始说“伯伯”的时候,我们嘻嘻哈哈,轻轻松松,像逗婴儿一样觉得好玩、搞笑。再往后,就有些哭笑不得了。因为母亲把“伯伯”说得越来越苦涩、勉强、微弱,传递给我们的不是再见,而是难舍难分。显然,我们再给母亲钱,她已经没有能力花了,再给她山珍海味吃,她已经消受不了了,这台老机器磨损太严重,怎么维修保养都无济于事了。唯一的需要就是亲人陪伴,她渴望亲骨肉相伴相随。
幸运的是,2012年大广高速(G45)湖北段全线通车,方便了我来往。我早出晚归,驾车往返于老家至黄石市某群团机关,来去整整一百公里。仅一年,高速公路上我就有二十几个超速记录。有时我不得不超速,只为了多陪会儿母亲。我都主动去交警队认罚了。
母亲去世的第二年,陆树铭的《一壶老酒》问世了,我感觉这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或许天下母子都是这样的。我经常聆听着《一壶老酒》,追忆母亲的暮年时光,任泪水肆意横流:喝一壶老酒让我回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