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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好正是扬帆时（第2页）

“打工”一词属于粤语方言，打工诗歌应运而生了，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文学最具话题性及包容性的独特现象。

郑小琼于2001年南下广东，辗转多地打工，开始诗歌创作。她的诗歌主要分为三类：其一是当代乡愁诗，描写乡村生活，如《东山村》《黄斛村》等。其二是打工题材的诗，如诗集《黄麻岭》《女工记》等，表现底层人群的困境与悲喜。黄麻岭是郑小琼诗文的一个重要场所，组诗《黄麻岭：生存的火焰》描写艰辛、贫困、孤独、枯燥的打工生活，表达了打工者的忧伤、疼痛、无奈与隐忍。其三是现代风格的诗，如《纯种植物》《进化论》《七国记》《玫瑰庄园》等。其中“打工诗歌”是郑小琼诗歌创作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品。她的诗作关于现代工业生活以及现代工人状态的描写犹如一面时代的镜子，折射出当代中国底层群体的精神面貌与生存状态，具有现场感与时代性，成为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痛苦转型的诗性证词。郑小琼既是一个打工亲历者，又像是站在高处洞透一切的局外人，体验和超验的双重优势使她的诗歌超越了写实性范畴。她的打工诗洋溢着乡土文化关怀，而且所写工厂车间，多在乡村。譬如《黄昏》，第一节写黄昏时的几幕场景：晚风中传来沙沙的衣衫声，一群刚放学的孩子，在不远处一位小贩的微笑，预示生活的温暖、美好和期盼。第二节写五金厂的铁砧声打破了平静，风中的落叶、远方的鸟儿、忧伤的少女和自己一样，没有找到归宿。寄情于景，悲欢离合，隐现其间，令人回味无穷。最近出版的诗集《村庄志》，通过河流、树木、江边、秋天、春天、水、医院、火车、庄稼、父亲等物象和意象，来表达对童年、少年故乡的回忆，以及时代发展尤其是因城镇化带来故乡的变异而产生的伤感。

与郑小琼类似，卢卫平、黄金明、谢湘南从乡村来到珠海、广州、深圳，从乡村眼光打量和审视城市和工商业文明，创作了很多打工诗歌。卢卫平在低处歌唱，坚守平民立场，从那些貌似无关紧要之物尤其是微小的大自然风物身上发现了完美、肃穆甚至永恒。《我后悔让这块石头开花》写道：“我能忍受一块大石头长久的沉默但弱小者的沉默总让我感到惶然不安。”他的诗歌情感自然、朴实，意象独到，辨识度高。深谙苦难的意义在于苦难升华之后所发出的温暖亮光。《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由物及人，表达善意和关怀，“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暖，相互芬芳”，温润如玉，福报绵绵。卢卫平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书写着乡土，基本上都是以亲人为线索来写的。《母亲》写道：“让她的死，轻如鸿毛吧。因为她五十九岁的人生，每一天都重如泰山。”这首诗艺术张力极强，引人深思，对生老病死的反思扣人心弦，对现实的批判振聋发聩。黄金明的诗来自粤西故乡记忆深处的战栗，长诗《农妇陈高英的一生》书写祖母让人唏嘘的人生，具有史诗的结构特点和质地。诗集《时间与河流》将生命、爱情与自由熔于一炉，描写细致、深入而独到，具有河流的流动及变幻之美。谢湘南用诗歌让自己在城市“找到立足之地”，“钢筋水泥铸造的灯笼照亮孤独和自己，工卡上的黑色，搬运工擦亮的一块玻璃迎接黎明和太阳”（《零点的搬运工》）。诗集《过敏史》里面的《我的晕车史》分“妈妈”“姐姐”和“爸爸”三个篇章，其中在生活中挣扎的乡村女性“姐姐”最感人。

洪三泰、郭玉山、杨克、王小妮、郭金牛、顾偕、赵红尘、马莉、丘树宏、唐小桃、浪子、世宾、向卫国、西篱、黄礼孩、安石榴、游子衿、张慧谋、陈陟云、陈计会、林馥娜、陈映霞、冯娜、杜绿绿、唐不遇等也创作不少乡土诗歌，抒写农村、农业、农民及与之相关的乡村民情、风俗、风物等。当代广东乡土诗歌题材和风格具有一定的近似性，但千姿百态，各呈其美，不存在一致的审美走向和诗歌流派，更多的情况下既是个体又是和谐的整体。

四、广东乡土诗歌的特征和价值

乡村的魅力在于自然和朴实。各地农村千差万别，千百年来形成的村落空间，有其独特的风格。乡土诗歌亦如此，内容形态各不相同，但朴实自然是其最大的审美特质。乡土诗歌源自大地、山野、小溪、牧场、农民，朴实真挚的审美体现于随物赋性，将真挚的情感融会于所要写的事物里面，情真意切，不拘形式，自然生动。乡土诗人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打成一片，像庄稼一样质朴，像泥土一样厚实，用真情去拥抱乡土，用心灵去感悟乡土，才能发现诗意，捕捉意象，获得灵气，找到自己内心里同情共鸣的东西。感情的朴实自然，借鉴民歌形式，题材的地域化，语言的口语化，多用赋比兴等等，是现代乡土诗歌的基本特色。

广东乡土诗歌是中国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与全国乡土诗歌有着分合关系，有同步发展的方式和主题，也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特点与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时空特质。一方面，受时代大潮和文化风习的影响，具有全国性诗歌和主流话语的取向和特征。另一方面显示自己的主体性和个性。毕竟在同一个时空工作生活，人缘相亲，民情相近，审美体验相似，更容易形成相近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性格气质和创作倾向、表现方法、审美风格。

1．现代性的乡土抒写

广东当代乡土诗歌源于乡村生活，但这种乡村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为现代化、高科技化所观照。费孝通《乡土中国》分析“乡土本色”为离不开泥土、不流动性、熟人社会，这种传统社会的乡土性，在新时代逐渐被解构和改变；在“城市化”与“现代化”、高科技化的进程中，诗人的感受方式、运思方式、叙述姿态与审美趣味已发生变化，古典诗歌的模式，特别是山水田园的书写，已经无法容纳现代人更为丰富复杂的情感思想和生命体验。诗人不再是站在单一乡土的视角来观察和体会生活，也不仅仅是单纯反映风土和民俗，而是从乡村走向城市，又从城市走向乡村，是一个现代人的生命直觉和理性思考相融会的表达方式，显示历史理性的高度。21世纪初，杨克写下《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青黄的稻穗一直晃在欣喜和悲痛的瞬间”，形象地展示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碰撞之下的生态现实。《在赛格顶层眺望落马洲》则是描绘深圳的后工业生态：“摩天大厦如一株株稻秧叙说广种福田的春天故事白鹭依稀，无人机近了又远落马洲再过去就是粉岭山河一脉，时近中秋风过耳，我听见余洛的鹧鸪啼叫虚拟空间草长莺飞”，由历史与现实、科技与人文、生态与业态构成的全息生态动图，多了一份天人合一、虚实一体的和谐与自信⑥。

郭金牛以诗歌的方式面对现实，追问人生，反思工业和城市对乡村的挤压和侵害。在离乡的受伤者眼里，城市的月亮丧失了诗意，变成“是在肺病上撒下一层霜还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662大巴车》）作为一名卑微的打工者，“在异乡遭遇的一切，让我对故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向往。我写作的主题只有一个：还乡。”（《写诗的骗子，是我》）郭金牛的诗歌侧重表现“纸上还乡”的乡土理想和批判精神。这种深切的人性关怀和高度的历史理性相结合，提升并显示广东乡土诗歌的广阔空间和现代性品格。

丘树宏是中山诗群、咸淡水诗派首倡者之一，诗歌创作将乡村与历史结合，从“小我”走向“大我”；王建明的诗题材广泛、语言精练、感情细腻，生活气息浓厚，有些诗句读来感人至深。2003年爆发“非典”，2006年取消农业税，丘树宏与王建明不约而同创作有关“非典”和取消农业税的主题诗，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

2．情感与思想的映照

“乡愁”成了乡土诗歌中最为温暖的情感色调。相比于“历史性的乡土”“浪漫性的乡土”，广东乡土诗歌大量展现的是打工者眼里的乡土，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乡愁”——不只写出了传统中国乡村生活的那种质朴自然，更描写了在市场经济介入之后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乡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之中工业化、城镇化的乡土。广东数量庞大的打工作家群对工业社会、城市文明挤压下的乡土的独特描写，引起诗坛的关注。城乡冲突一直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但是打工诗人的乡土书写带有感同身受或代乡土立言的特点。乡村记忆的祥和纯粹与城市生活的变幻莫测并没有被处理成一种矛盾关系，而是共生于诗人的生命感悟中，成为审美时空。郭金牛、卢卫平、黄金明等通过自己的诗学建构将城与乡的对立转化为一种乡愁情感体验的张力。

诗以情生，情以诗传。爱情是诗歌玄妙和永恒的主题，乡土诗歌亦不例外。除了乡愁，爱情是乡土诗歌表现最为深广和普遍的内容。陈映霞是从梅州山区走出，来到佛山创业的打工者。她的诗集《缤纷的风》《只有云知道》都是抒写“小我”的爱情诗。陈映霞的诗率性、灵动而质朴，温润而饱满，意象别致，虚实相生，开合有度，诗意盎然⑦。譬如《落叶》以简驭繁，凝练而清新，提行转行手法运用娴熟，款款深情又有理性的依托，表达有张有弛，宛如火红的云，醒目灵动，婉转飞扬，既酣畅淋漓，又回味无穷。

除了反映社会现实、抒写现代性乡愁和表达深切的爱情，乡土诗歌也仰望星空，追求人生价值、反思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思考，以形而上的思考来穿透形而下的存在。顾偕从外地来到广州，担任文化编辑，关注社会现实，顺应历史趋势，长诗《广州步伐》描绘广州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跨越，但更多的创作践行情感与梦想有机结合的思想及艺术探索，创造现代高蹈派诗歌，以自身的写作及其全新出色的精神发现，完成自己与世界的“灵魂编年史”。《惟有月光至高无上》《海底吊灯》属于咏物类诗歌，前者咏月，后者咏水母，赞美高悬的精神之光，其实是人光对话，开发诗意空间。顾偕曾辞职七年，清贫与孤独，闭门造车，以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整个人类和宇宙世界的思索与探求。抒情哲理长诗《太极》赋予卦象新的意义，《天空》《人类幻想》《日常状态》熔铸诗人对天地、生死、灵魂、奥秘和终极等高屋建瓴式的洞察。

3．元气淋漓的岭南风情

乡土诗源于乡村生活和风光。乡土诗歌是最接地气的文学，是“土气息、泥滋味”的文学，具有鲜明浓郁的地方色彩。广东乡土诗歌展现气韵生动而独特的风物民情，最能显现和表达岭南各个地方的独特文化与审美形态。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中国的，也越是世界的。最好的文学，往往不是世界主义的，而是带着地方的烙印和异质性。

唐德亮的诗歌，瑶族的自然景色、四季变化、动物植物、历史文化、乡居生活、风土人情等均有传神描绘，读者就像翻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既触摸历史，又感受时代气息。华海的诗歌笔架山系列到静福山系列，再到如今的江心岛，“充满南方农村生活的本真气息”。郑启谦的乡土诗歌富有鲜明、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珠三角水乡气息，具有佛山地理标本意义和品质。

游子衿及梅州“次生林”诗群的诗歌具有很强的现代性，专注于内心感受，表现了独特的广东客家文化。诗集《薄雾》以高远的哲思，深沉明净的个人情感，进入时代生活的各个层面，赋予人、事、物以独一而无限的诗意，披露个人与国家、历史与未来、事件与静物之间沉睡的秘密，开掘民族文化心理，富有浓郁的“原生态”客家风情。

张慧谋生于广东粤西小渔村，海边红树林湿地，留下了他童年浅浅的脚印。故乡在张慧谋的心底里，是一道抹不去的风景和记忆，更是情怀。张慧谋以平实的笔调，勾勒出一个淡浓相间的故乡，简朴的文字里，却蕴藏着对故乡浓烈深厚的情怀，无论是父母亲，或是亲人，或小城的每一处风景，都有着深沉的感情。张慧谋的诗歌《向海，一路东行》（组诗）所写，都是茂名境内有名的旅游景点，写出了新鲜的诗意。

丘树宏创作了大量反映河源、珠海、中山等地域风光、历史文化以至国家改革开放主题的乡土诗歌。近年他采风创作了反映岭南乡村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美丽风光，赞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就的诗歌和歌词。丘树宏的诗歌直白平淡中见绚丽，舒缓悠长中见深刻，情感绵长而执着，具有宏阔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

4．粤语方言叙事

广东乡土文学的一个特征，就是作品中粤语词汇的灵活巧妙运用。岭南方言，包括粤语方言、客家方言、潮汕方言，在乡土诗歌创作中都有体现。粤语诗歌以疍家的咸水歌或者市井之中的各种口水歌和民谣流传于世，例如《落雨大》《月光光》等，亦可以归入粤语诗歌的范畴。晚清时，岭南诗体兴起了“三及第”，即同时包含文言，官话白话及粤方言口语。民国时期，部分广东诗人，常以粤语入近体诗，例如廖恩焘的《嬉笑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亦庄亦谐；符公望的现代粤语方言诗歌创作数量多，语言通俗诙谐，影响力大。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一些诗人倡导方言写作。1939年蒲风出版了客家方言叙事长诗《鲁西北个太阳》《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20世纪40年代楼栖用客家方言创作叙事长诗《鸳鸯子》。20世纪50年代，符公望继续创作粤语诗歌，最广为传诵的则是抗美援朝时期所作的《打倒美国鬼》。而李昌松《农民泪》、吴阿六《池湖怎有田》以潮汕方言创作诗歌。方言创作，主要体现在乡土诗歌领域，这一方面是粤方言具有深厚的基础，乡土诗歌天然与民歌关联；另一方面，乡土诗歌通俗生动，采用方言、通俗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使作品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

广东乡土诗人是可敬的一代，可爱的一群。他们勤勉、诚实而热情，相互发现并相互喝彩，砥砺前行，秉承创新、开放、务实、包容的精神，共同营造了相友相亲、矢志笔耕的良好氛围。文人不相轻，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广东乡土诗群的鲜明特点。他们真诚地拥抱时代却不浮躁，自觉地投入现实却不趋时媚俗，创作态度是务实严谨的，绝少游戏和玩世不恭，整体上显示出一种守正创新的风度。淡散沉着大约与岭南诗学传统有关，这种沉着淡散，虽有其负面影响，比如多了几分稳重，因而少了几分激越，多了几分淳朴，因而少了几分敏锐，但无疑是成就无愧时代的大气之作所必需的。

新时代呼唤着新的乡土诗歌。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向现代城市和工业化转变，旧的乡土诗歌是日薄西山还是亟待拓展，如何呼应和赓续中国乡土千年文脉，传承和创新乡土文化，广东文学为此提供什么经验和期待？这是我阅读《广东当代乡土诗选》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其实，在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异质文化将不断进入与影响本土文化，相互作用，新旧交织、雅俗互动，这或许提供了新乡土诗歌生长的可能性。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评论家）

注：

①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6页。

②陈希：《左翼现实主义：新的抒情》《广东文学通史现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36页。

③陈残云：《粤海新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76页。

④吉狄马加：《在诗歌现代性中融入民族性》，《羊城晚报》2018年5月13日。

⑤杨光治：《当代南国水乡的歌者》，《文艺报》2017年2月26日。

⑥伍方斐：《粤港澳大湾区语境下的广东生态诗歌》，《南方日报》2021年12月14日。

⑦陈希：《诗与远方是什么》，《羊城晚报》2017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