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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沉（第2页）

秋场上分粮食的时候，心中更会有另一种忐忑。有过农村劳动经历的人都知道，一堆用自然风扬出的粮食颗粒饱满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迎风的半边肯定饱满，另一边肯定会差一些。所以生产队分粮时的顺序每次都不同，今天从村东头的人家开始，明天也许就是从村西头的人家开始。那些年月，吃了上顿等下顿的时候多，队长在喇叭里一喊分粮了，一村人就拿着口袋朝秋场上奔去。一头沉家庭的孩子去早了有人就会说，干活时不见人，吃的时候倒跑得快；去迟了，照样也有人会说，干活时没人，吃的时候还要人叫哩。所以，我们几个一头沉家庭的孩子总是早早去了，躲在人群后面，等人家喊到名字，才敢凑上前去。

粮食统购统销时期的规定是先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才能给社员分配，所以生产队除了救急性的分配，大部分的粮食是要入库等决算的。那时候一般都是接近年关，账目一公布，劳多人少的家庭，工值能抵过粮款，自然是能早早领回属于自家的口粮；而干部家属，虽然享受的是平均粮，但你人多劳少，工值抵不过粮款要找补，交不上粮款那粮就存在生产队的库房里，因为劳多人少的人家还等着你们找补的粮款分红哩。队上就有一个变通的办法，欠钱户和长钱户可以自找对象顶粮钱，账顶平了，你自可以来领粮。还款日期，各自自行议定。

听着人家碨子碾子为准备年茶饭呼呼隆隆吱吱扭扭的响，找人“顶粮钱”便是我的一大难题。那，是我极不情愿做的事。母亲再三催促，有时都掉眼泪了，我才肯将双脚迈动。记得那样的日子好像总有一层薄雪，我一会正着走，一会倒着走，心像那歪歪扭扭的脚印样忐忑。寒风中，一家家的门闩大都是冰一样的冷，总举不起那敲门的手。

年景不好青黄不接时，会有整村的饥荒，公社便协调有储备粮的村子给缺粮的村子借粮，条件是秋后要如数将借粮直接还到公社的粮库，替人家缴纳公购粮。但村与村之间却有一个不成文的交易，借粮时一般借的都是谷子，而还粮入库时谷子要刨除皮，一百斤谷子只能顶七十五斤的公购粮任务，这二十五斤的差额就权当了利息。若依次循环，饥荒的窟窿会越拉越大。我们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借外村的储备粮的，记忆中只有两次，一般都是向姨夫家借。姨夫家地处偏远，人口少又勤劳，还偷开了些小片地，大囤小囤的粮食都是满满的，但就是距离我们家比较远，要翻两架山爬两条坡。刚开始我一次只能背五升，后来慢慢就能背一斗了。有一次借粮回来，碰见一位驮水的族叔。他说我：好娃哩，该能吃上就行了嘛，还要调样吃哩？

这话让我记忆至今，不知所答。

钱

那时候一包火柴十盒两毛钱，一盒一百根，你算算那一根能值多少钱？可妈妈每做一顿饭连一根火柴都舍不得用，但凡有火蛋，她就埋到灰堆里，等到做下一顿饭时刨出来，放到柴草里一吹就会起火。

记得有一年，生产队为我们家向公社申请了十块钱的困难补助，父亲回信说：要记住政府的好处。母亲扭过头，半天，什么也没有说。

我产生挣钱的意识是从交学费开始的。年龄小时，参加劳动生产队不要，我的一位大妈有个儿子和我年龄一般大，她便领着我们俩满山可坬去挖药材。她教我认识的第一种药材是知母。知母多长在向阳的山咀上，植株蒜苗一样郁郁葱葱像马儿飞扬的鬃毛，根茎大拇指般粗细，浑圆如马儿的躯体，根须则似飞奔的马腿，我们叫它马儿草。马儿草连片生长，一找到就是一大片，找不到时跑几个山峁一根也看不见。每找到一坨，大妈总不让我们挖完，说留一些，明年还会再生的。有一次在一个土崖边看见下面一人多高的地方有一溜三尺来宽的二台子，长满了马儿草，我高兴地抬脚就跳了下去，谁知踩上了一个马蜂窝，下面是红崖深沟，无路可逃，只能袄襟一掀包住头大声呼救，待大妈他们将我拉上去时，脊背已经肿得像锅盖一样了。远志、柴胡、甘草、黄芩……后来认识的药材多了，每天都有收获，总不会空跑。

赶上季节，我们还会到老山里去摘山桃山杏，背不动时会到山溪边，用石头把果皮搓掉。有一天太贪心，抬起头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找不到路，只能顺着山梁往高处走。到了山顶是一座古庙，房屋坍塌，怪树突兀，乌鸦乱叫，吓得我们缩成一团。大妈便教我们大声喊：不诘你，不怕你，锛子五尺招架你。她说，那是木匠驱鬼的咒语。

时间一长，公社收购站的老郭就和我们这些娃娃们认识了。一次集会上去卖药材，人多的排起了长队，老郭看见了我说，往前面走，跟着这个卖瓜籽的人，我给你俩开到一张票上。过完称，开了票，老郭把票递给那人说，和这个娃娃厮跟上一起领钱去。结果等我挤出人群，却不见了那人，便在供销社的前后院子里找，就连厕所都找遍了，也没找着。我就去找老郭。老郭说，这把他的，怎么弄成了个这事？不怕，咱们到付款窗口查一下，看那兀把钱领走了没。结果一查，糟了，钱已经取走了，我的眼泪立时就淌了下来。老郭便安慰我，再出去到集市上找找，不怕，我记得他，不相信他一辈子再不来了。

我顺着街一直找到南门口，车站对面是一个卖猪娃的集市，没想到那人正在厕所的后背墙下搞价买猪娃。我跑过去，一把抓紧了他的袄襟子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快把我的钱给我。没想到，他却说，哪里的这个娃，你胡说什么，谁拿你的钱了！再说，他喝道：你这个碎怂娃，大集大会上胡说什么，信不信我一掴搧死你！他，竟然举手要打我。我一急也不知道害怕了，高声喊道：你这人把我的钱领走了还不承认？还要在大集大会上打人？那时候的社会治安好，我一喊，人们就呼啦啦围过来一大群。一听缘由，便有仗义的人站出来，说咱们大人不能欺负娃娃，这事简单，咱们到收购站去找老郭，一对证不就清楚了。立马就有三四个人站到那人左右，拥着他去找老郭。结果可想而知，那人红着脸认了错，说他是打发别人把钱领走的。

这虽然只是一个五块多钱的事，我一个学期的报名费，一下子却成了轰动那个集日的新闻。

工　分

“文革”开始后，停课闹革命，我十三岁。生产队接收参加劳动，算个半劳力，每天记五分工。明知道人家说我这是混工分，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去混。生产队时妇女早上要做饭不出工，一天两晌挣四分工，爷爷给生产队养一头跌断了腿的跛牛，一天挣一分工。这样母亲、爷爷和我，三个人一天能挣十分工，能顶一个壮劳力，秋后就能少出一些粮钱，能给爸爸减轻很大的负担。

对一个初学劳动的孩子，有一件助手的农具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是家里能给我找到的不是秃头的就是卷刃的，正干着不是锄板脱了就是镢楔子掉了，求别人去安，嘴里不说什么，那目光有时能让你矮三分。一天歇晌时几个孩子忘情地打闹起来，我们的贫协主席却一声将我喝住：也不看光景过成什么样子了，还有心思笑！

学犁地时那牛更是欺生，不是顺着旧沟溜，就是往荒地里跑。遇见树木或者电线杆，你早早吆喝着朝一边走，它们偏偏往两岔里跑，不是碰坏犁尖就是绷断炮杆。有一次回牛时，那两个家伙就像商量好一样，一下子冲出地头，顺着胡同一直跑回村口。让人欲哭无泪。

生产队在沟底收制种玉米，赶天黑还有一些玉米棒子没有担完。队长说，哪几个娃娃愿意担，担一回加一分工。第二天记工分，他却说，加什么加，就那么爱要工分，年轻轻的多出一点力就把你挣死了？

一头沉，不只是压在父亲肩头的经济负担。

我最乐意干的活是外出做工。那时候经常有以公社为单位的大会战，公社给每个生产队派工，只要你能顶一个名额，不管你在生产队劳动时一天挣多少工分，回去后每天都给你记十分工。我修过公路、修过铁路，也修过水库。记得修兰宜公路时，带工的连长姓王，是王河大队的一位非常善良的山东籍老头。那时候工地上也实行定额包干，每天的土方量，谁先挖完，谁早收工，但连长没有任务。他说，娃娃你不要硬挣，也不要着急。我天天给你划在最后，你能干多少是多少。我不愿遭人下眼看，也不愿让他在人前说不出去话，他便每天都是陪我最后一个收工。那一个月我挣了三百个工分，一辈子记下了王连长的好。

一九六九年梅七线铁路开工，一下子就动员了三万七千多民工，看见第一批做工的人回来，穿着挺阔的工作服，戴着楞楞正正的劳动布帽子，还说工地上的伙食也不错。在第二批大上民工时，我就不顾爷爷的反对，挤上送行的拖拉机，开始了自认为的第一次远行。谁知仅仅在瑶曲镇的临时工棚里待了七天就被解散了。据说是由于盲目上劳规模太大，仅有少量解放军干部和几十名铁路员工带工，工程质量难以保证，吃饭住宿的基本生活也是问题。去时，有公社统一组织，用一台“东方红”拖拉机把我们送到南泥湾，在路边的一个敞口窑里铺上玉米秆凑合了一夜，第二天坐公交到延安就包车直接送到瑶曲镇的工地。回来却没人管了，一把铁锨挑着一个铺盖卷，从瑶曲镇步行到铜川已是半夜，又饿又累，出了川口沟总也走不到汽车站，觉着铜川的街道咋这么长啊！

后来父亲买回一台“东方红”牌缝纫机，母亲无师自通，很快就掌握了缝纫技术。给别人缝衣服顶工，一天也能换十分工。我给锄头、镢头加了钢，特意进山砍了一根五尺长的柏木锄把，扛上肩头，有了阳光闪耀，锄起地来，左右生风。那些牲畜使唤起来也驯顺多了。十六岁那年，我背起了拿粪栲栳，也挣上了十分工，年终决算，我们家的账目上第一次没有了红字。

一头沉，不沉了。那一年过年，家里多了笑声，父亲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如今“一头沉”早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但那一段成长的过程让我记住了一句话——体魄强悍的人征服世界，懦弱的人充实自己。

原载2023年第4期《延安文学》

获第二届刘成章散文奖黑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