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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第1页）

后　记

刚进入初中那年我十二岁，“文革”开始，只上了一周课便“停课闹革命”。农家的孩子只好拉着一把小镢头满山可洼去挖药材，换点钱补贴家用。一天躲在石岸下避雨，我的伙伴神秘地掏出一根细麻绳，说他学会了一种算卦的方法，用这麻绳量人的小肘弯到中指尖的长度，再量五指的长度和手掌的宽度，就可算出一个人的寿命长短和子女多少。他先给自己量了一下，自豪地说他能活八十岁，今生会有两男一女。可到给我量的时候脸色却慢慢凝重起来，反复量了几遍，嘴里不住地念叨，咋是个这？咋是个这？却不说出个究竟。在我一再地逼问下，他才变脸失色地说：“从这卦上看，你这辈子不会长寿。”末了又补充说：“你放心，这是咱两个的秘密，我是不会对第三个人说的。”

刚刚摆脱了学校的束缚，正是闲得学狗叫的时日，无忧无虑的头上挨了一闷棍，人一下子就蔫了。那谶语就像一把刀，高悬在头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不能说觉着活了今天没明天，但时常在心里想：过了今年不知还有没有明年？忧郁如影相随，可日子还得过。既然生命的长度早已被那只无形的大手设定，自己只能把自己能把握的每一件事情做好，把活着的每一天、把作一个好孩子当作向上祈祷的台阶。本就羸弱的少年失了爽朗笑声，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稍有冒险的事情只要一抬脚，头上的警钟就会敲响。

人生的性格，就此奠定。

我们村曾是乡政府和管区的驻地，办过一个图书室，留下一些书，有《三国演义》《杨家将》《铁道游击队》等。这些书将笼罩在我头上的忧郁打开了一个天窗，别人那神神奇奇轰轰烈烈的故事虽然不能延长我的生命，但那众多生命的灿烂辉煌丰富了当下，给我命定的日子投进了一束光。尤其一本《白蛇传》读得我心惊肉跳，盗草那一章让我在煤油灯下泪流满面。心之所诚可以使蛇变成人、可以使停止呼吸的人起死回生，那么什么又是我的修行呢？

尽管我再也没能走进学校，再也没能坐在书桌前读书，但从此文学便温暖着我那颗战战兢兢的心，成了我忧郁生活的救赎之途，成了我续命的仙草。

我把做好每一件事和多读一本书都当作了修行。生产队推举寡言少语的少年当上了大队会计，上传下达中公社抽调这个谨慎行事的后生去帮助文书整理档案，全县开展矿物普查时公社又推荐我进入了工交局组建的找矿队，矿物普查结束县上成立汽车队由工交局主管，勤谨吃苦的人便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那一年我十七岁。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搞企业整顿民主管理，大家推举我担任公司副经理兼调度，我便有空到隔壁的教师进修学校去听课，去做他们的作业，去答他们的试卷，去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那十几门课程。聘请的讲课老师有延安的、西安的，也偶有北京的，他们讲课本上的也讲课本以外的，那扑面而来的新信息不知怎么就将我蛰伏在心中多年的欲望激活了。

引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是北京知青朱凌。她在县文化馆专业搞创作，兼做群众业余文学创作的辅导。现在想起，许多事情心里还是非常温暖的。在她的指导下，我陆续在《延安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司机郎》，在《陕西日报》发表了《要搭便车的人》，在《延河》发表了《一个汽车司机的故事》，组织部给我转了干，将我调进了县委通讯组。

命运几经转折，我最终作了一个电视新闻工作者。尽管随着年龄、阅历和知识的增长，对人生、命运有了新的认识。但每当转折、担当和选择来临的时刻，那谶语总会跳出，心头不由一声叹息：下辈子吧！所以大半生做事，谨慎有余，拼搏不足，多顾当下，少计长远，职场四十三年没有做成什么大事，似乎一直生活在真正的世事之外。

结识刘成章老师后，他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将我猛然惊醒。为什么要等到下辈子？这一问让我沉思良久。像是专向我发出的当头一喝。既然在虔诚的修行和祈祷中，命运之神已经仁慈地抬高了他的手掌，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也将一辈子当作两辈子去活呢？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笔下的墨迹像圣徒的鲜血一样圣洁呢？于是，便有了这本书中的诸多篇什。

进入耳顺之年，所幸并无酒债欠人。我想我还是应该感谢当年给我算命的玩伴，是他的谶语鞭策我打开生命的天窗，求索续命的仙草。我必须感谢的人还有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北京来延插队知青朱凌大姐、给我热情鼓励和谆谆教导的刘成章老师，以及在飞瀑岸边一起吆喝着朝前走的挚友白玉奇、赵伯涛、任永学、刘文科、强社学、苟晓林和后来居上的小兄弟侯波。当然，我没齿难忘的还有那些因偏爱我笨拙的文字而在人生的紧要关头默默扶我一把的不便在这里说出名字的人。有人说，上帝是分散在每一个朋友中的，朋友齐心就可以办成上帝可以办成的事情。

七十岁，我仍然乐意继续作一个文学爱好者，以笨拙朴素的文字继续我的修行。我五岁的小孙子和我一起为雁翼上的一抹夕阳而陶醉，对着两尾放生的小鱼，他深情款款地喊道：小鱼，小鱼，你傻了吗？你快游啊，你好好去生活吧！

甲辰年五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