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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代财政促进共同富裕的思考（第2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良好条件。但是，在我们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距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仍然存在着短板和挑战。

首先，在增量收入分配方面差距仍较大。2019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0。47，与美国的0。48较为接近，超过了欧盟的0。31，位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区间。其中，行业收入、城乡收入、东中西部收入差距过大等特征表现较为显著，将加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其次，在存量财富分布方面失衡。随着金融资产和核心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不断膨胀，一部分富裕阶层拥有的社会财富比重不断提升，财富分布的“二八特征”日益显著，存量财富分布存在鸿沟，社会公平面临的严峻挑战将直接或间接损害到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

再次，在收入来源构成方面还不尽合理。市场主体凭借生产要素投入获取收入，主要收入来源依据投入生产要素类型不同可以划分为劳动收入、资本报酬收入、租金收入等，2000—2018年，在我国初次分配中，代表资本分配所得的企业部门分配占比从22。28%上升至26。03%，而代表劳动分配所得的居民部门分配占比从64。93%下降至61。19%。在当前收入分配的部分领域，还存在过度强调资本贡献作用、轻视劳动贡献作用，特别是对创造性劳动的重视程度缺失的现象。

（二）实现“共同富裕”须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财政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兼具有效的总量增长效应和良好的结构调整效应，完全可以结合“三次分配”制度安排，促进“共同富裕”整体目标的实现。

1。初次分配中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初次分配是根据生产要素贡献程度对社会生产成果的市场分配，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尽管在初次分配之中，我们一致认同市场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价格机制在“初次分配”中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优化劳动、资本、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的配置。但是，市场调节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市场行为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无序性容易导致暂时性和局部性的市场失衡。如劳动力往往由于受居住限制、技能限制、信息限制等条件的影响而在某一区域、某一行业、某一工种等局部领域呈现出供过于求的特征，从而出现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现象。资本有时在某一产业的过度涌入，也会出现资本过剩、产能过剩，从而造成资本回报率普遍较低。财政政策通过结构性支出，增加在职业技能培训、就业信息发布、资本投向引导等领域的支出，可以有效增加高质量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劳动要素获得的收入比重，也可以有效避免社会资本的低效使用，创造更多的社会就业和更大的社会产出，在初次分配阶段就为“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激发国民经济活力，扩大社会产出规模，做大蛋糕，为初次分配创造更加富足的物质基础。

2。再分配中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需要对部分社会生产成果的调节分配，体现了兼顾公平的原则。再分配过程中，财政政策通过税收政策、转移支付等手段发挥着主导作用。财政政策通过组织财政收入来平衡资本要素收入和劳动要素收入，从而发挥再分配作用。同时，在政府财力增强的基础上，财政收支全国统筹的力度不断加大，财政政策还通过支出端发力来发挥再分配作用。

3。第三次分配中发挥财政政策作用。相较于初次分配遵循市场规律配置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再分配通过政府强制调控实现兼顾公平原则，第三次分配则是通过经济主体自身的道德精神追求自愿开展的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济困扶弱的行为，第三次分配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其中，如果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属于初次分配的范畴，“带后富”属于再分配的范畴，那么“帮后富”就可以归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一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推动了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随着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与价值日益凸显，财政政策可以在税收减免、配套支出等领域更好地发力促进第三次分配持续取得新成果。

三、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的财政改革路径探索

共同富裕的总体思路是遵循以人民为主体的人本逻辑，因此，财政制度、财政政策也应当跳出“政府—市场”的思维框架，从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出发，抓住当前发展改革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加强共同富裕制度建设与落实措施，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共治共建共享格局。

（一）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一是科学认识“共同”和“富裕”的含义。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解决发展是第一位的，不能仅仅依靠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在“富裕”，其次在“共同”。“富裕”不只是简单的物质的富足，还包括精神、政治、文化和生态的富足。“共同”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共同，而是机会的共同、发展可能性的共同、权利赋予的共同，是共生、共建、共享的共同。

二是提高财政统筹能力，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科技创新、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等关键领域，挖掘中国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空间，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发挥政策调节作用，应为转变发展方式和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构建公平竞争的财税政策体系。

（二）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一是发挥好税收的调节作用。利用个人所得税等工具调节居民收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好劳动者的利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推行房产税、遗产税等调节居民财富，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完善慈善褒奖制度，引导社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加快完善税收制度、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强税收征管，更好发挥税收的收入调节作用。

二是兜实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完善与经济发展阶段和财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可及。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人口流动紧密挂钩。完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财政保障机制，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

（三）加强共同富裕制度建设与实际措施落实

一是做好试点推广和长效机制建设。要充分认识到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只能逐步实现。一方面，要注重挖掘和总结国家建设的浙江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例的实施经验，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国性经验，同时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当地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作用，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实施推动构建平衡、协调与包容的发展模式，形成促进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

二是健全和完善共同富裕制度体系。将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系统工程的指导，落实到实际生活中，需要以共同富裕导向下的全面配套改革为制度引领。一方面，通过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撑公平教育、充分就业、公共服务、公平竞争、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做好横向联合，通过经济技术协作、劳动力输出、对口合作帮扶等手段，发挥政府在促进先富地区和后富地区之间横向联合方面的作用。

作者单位：宁夏财政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