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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转身轻轻挥手不带走一丝乌云（第2页）

虽然下定了决心，张幼仪却迟迟没有采取行动，因为打胎的费用实在太高，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十分拮据，家里每个月寄来的生活费依然要精打细算才能勉强支撑下来。

更重要的一点是，徐志摩自从提出打胎的要求之后，再也没有追问过这件事情，仿佛这个要求从来就不是他主动提起，张幼仪却在隐隐希望，是徐志摩改变了主意，决定留下孩子。

时间就这样在忐忑中一天天过去，一天早上，徐志摩突然告诉张幼仪，家里要来一个客人，会在家里吃晚饭，还特意叮嘱她今天晚上要早一点开饭。

张幼仪有些差异，因为除了郭虞裳，家里从来没有来过其他人，这位朋友显然是让徐志摩重视的人，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位朋友一定是个女人，说不定她就是徐志摩真正爱的那个人，也是徐家将来的二太太。

但是作为妻子，张幼仪没有拒绝的权利，她只能比平时打扫得更加用心，等待着与“情敌”的会面。

张幼仪记得徐志摩说过，这位朋友在爱丁堡大学读书，那么她一定是一个眼界开阔，拥有新式思想的女人，而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拥有徐志摩的爱。

徐志摩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早上都要去理发店，张幼仪不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浪费钱，后来才知道，他是到理发店取女朋友写来的信，他们每天都要通信，为了防止张幼仪发现，就将理发店作为收信地址。

张幼仪是在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个实情的，这一刻，她只是在拼命地幻想那个即将见面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说不定她是一个外国女人，有着金发碧眼和高挑的身材，不过，她马上又开始嘲笑自己的想法太不现实，因为没有一个外国女人可以允许自己成为别人的二太太的。

那一整天，张幼仪都在练习怎样让自己的姿态看起来高贵优雅一些，她必须不卑不亢，既不能表现出嫉妒，也不能表现出示弱。她一再地用儿子阿欢的存在安慰自己，她已经为徐家生下了儿子，并且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她是徐家少奶奶的身份，一定不会改变。

终于熬到了晚上，徐志摩也准时带着这位朋友出现在了家门口。不出所料，她果然是一个女人，她的打扮尽可能地西方化，烫了卷卷的头发，涂着红红的口红，身上还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无论怎样看，她的这一身装扮都是一个典型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然而，她身上却有着一个极其不和谐的因素，那就是她有一双裹过的小脚。

这应该是徐志摩最瞧不起的封建传统，可不知为何，徐志摩对这位女同学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嫌弃。

张幼仪已经记不清那位女同学的名字，那是她吃过的最心不在焉的晚饭。席间，徐志摩和那位同学用中英文混在一起，聊得不亦乐乎，张幼仪听不懂他们的聊天内容，只是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这位女同学的父亲在外交部任职，思想应该绝对新潮，不知为何还要给自己的女儿裹小脚。张幼仪在思考，这个人是否就是徐志摩一直以来约会的女人，如果缠过的脚不会令徐志摩嫌弃，那么他为什么又会嫌弃自己？

难道是因为她接受过西方的教育吗，那么她也可以出去上学。如果这个女人真的要成为将来的二太太，张幼仪几乎可以想象，自己即将承担更加繁重的家务，因为就凭她那一双小脚，一定是什么都做不了的。

一顿饭吃得毫无滋味，好不容易捱到晚饭结束，徐志摩出门去把那个同学送到火车站。

张幼仪一个人默默地在厨房洗碗，一直到徐志摩回来，碗还没有洗碗。徐志摩开始在她身后焦虑不安地踱步，好像是希望等她洗完碗之后对她说些什么，又表现出了等待中的极度不耐烦。

好不容易等到张幼仪从厨房走到客厅，徐志摩迫不及待地问她对那位女同学有什么意见。张幼仪在心中仔细斟酌着答案，她不能说对方的坏话，因为那样会显得她嫉妒对方。对于徐志摩的选择，她必须无条件接受，可既然他问她意见，她也要尽可能中肯地说出来。斟酌再三，她才说出一句：“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

这句话仿佛一根燃烧的火柴，一下子点燃了徐志摩心中愤怒的炸弹。他毫无征兆地发起怒来，大声吼着：“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张幼仪被徐志摩的愤怒吓到了，她转身从后门逃了出去。徐志摩一直在后面紧追，一直追到阳台才紧紧地拉住她，他以为张幼仪要自杀。

那是一个荒唐的夜晚，两个人在沉默中最后一次睡在同一张**，之后一连几天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张幼仪在头脑中反复思索徐志摩为什么要离婚，难道是觉得自己美好好好服侍他的父母？在徐志摩面前，张幼仪开始变得紧张，因为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再次暴怒。

不过，那是徐志摩对张幼仪唯一发的一次脾气，之后的几天里，他看上去有些焦躁不安，却再也没有发怒。每一次他从家里离开，张幼仪的心都会跟着狂跳，因为她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可笑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徐志摩消失了。

他的一切用品和衣服都留在家里，书也没有带走，人却再也没有回来。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徐志摩依然音信皆无。郭虞裳意识到他们之间出了问题，觉得自己不能再住下去，于是很快就搬走了，硕大的房子里，剩下了张幼仪一个人，在轻飘飘的岁月里承受命运沉重的压力，原来婚姻也是如此虚无缥缈，来不及好好感受，就已经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