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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哲学能够锻炼你的思维（第3页）

苏：可是，如果一位将军战胜并奴役了危害自己祖国的敌人，这是恶行吗？

尤：不是。

苏：如果这个将军在作战时欺骗了敌人，并偷走了敌人的作战物资，这是恶行吗？

尤：不是。

苏：你刚才讲欺骗、奴役和偷盗都是恶行，怎么现在又认为不是呢？

尤：我的意思是对朋友、亲人实施上述行为的话是恶行，而你列举的情况都是针对敌人的。

苏：好吧，那么我们就专门讨论一下对自己人的问题。如果一个将军率军作战时被敌人包围，士兵们因伤亡、困乏而丧失了作战的勇气。将军欺骗他们说：“援军即将到来，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敌人一举歼灭吧！”从而鼓起士兵的勇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请问这是善行还是恶行？

尤：我想这是善行。

苏：如果一个孩子生病需要吃药而又嫌药太苦不肯吃，他父亲欺骗他说药很好吃，哄他吃了，孩子很快恢复了健康。父亲这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

尤：是善行。

苏：如果有人发现他的朋友绝望得想自杀，就偷走了朋友藏在枕头下的刀，这是善行还是恶行？

尤：是善行。

苏：你刚才说对敌人的行为，即便是欺骗、奴役、偷盗也不是恶行，这种行为也只能对敌人，对自己人的话是恶行。那现在这几种情况都是对自己人，你怎么认为它们都是善行呢？

尤：哎呀，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善行、什么是恶行了。

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有着助产士般的耐心和智慧，它引导人们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并不是任何问题都有结果。由以上的故事，我们不难看出日常生活和理论逻辑的矛盾。日常生活中显得合理并且人人都想当然遵循的原则，在理论上却往往经不起推敲；可惜常人往往看不到或者忽视这一点。而一个有思想的人就会去对这些常识加以反思，他的目的不是炫耀他的智慧，更不是要搅乱日常生活，而是教人思考，教人通过反思来认识自己。这就是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知的原因所在。

休谟的难题

我们的知识是怎样得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看法认为知识只能通过演绎推理，通过逻辑的思维活动才能得到。一切通过感性经验所取得的知识都是变化不定和欠准确的，是不可信的。比如，“平行线不能相交”这一知识，是人的“天赋观念”，我们根本不能通过经验获得。持这种观点的以莱布尼茨和康德为代表。

第二种看法与此相反，他们认为知识只能从经验中获得。人生下来心灵只是白板一块，不存在什么天赋的观念。认识的方法只能是归纳法，因为逻辑推理并不能给人以新的知识，而只是同义重复而已。比如以下的三段论：

人都要死

张三是人

故张三必有一死

这个三段论推理中的大前提：“人都要死”已包含了“张三必有一死”这一结论的内容，即是说大前提的正确性同时依赖于结论的正确性，这个循环是恶性的，从中并不能取得新知识。大前提与结论之间只是同义重复，并无新意可言。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洛克的经验主义为代表。

休谟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的路线，但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对经验归纳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实际上，归纳法出现的差错是众多的。休谟举了一个例子，你今天看见了一只天鹅是白的，明天又见到一只天鹅是白的，但你永远也得不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样一个结论，除非你能把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抓来，但这是不可能的。今天你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明天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你也不能得出“太阳必然从东边升起”的结论。因此，休谟认为，经验归纳根本无法保证我们获得正确的知识。据说，后来在澳洲发现了黑天鹅，一举推翻了天鹅皆白的归纳观点。这就是著名的“休谟难题”。

“休谟问题”可以这样表述：关于事实的一切推理都以因果律为基础，都遵循“因为甲，结果乙”的推理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并没有逻辑必然性，在经验中，乙只是经常跟随着甲出现罢了，我们永远无法看见甲确实产生了乙。因此，因果律以及根据因果律做出的归纳，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是靠不住的，因为用过去经验证明一切可能的经验包括未来的经验，没有必然性。例如，尽管经验和习惯使我每次吃苹果都有苹果味道，但是下一次也许我就吃出烤牛肉味了，从过去吃苹果的经历归纳不出“因为吃苹果，结果必定尝到苹果味”这一具有因果关系的普遍规律。同样，我们看到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却无法保证今后也一定如此，因为也许终会有太阳不再升起的一天（比如在南极、北极，等等）。

罗素很欣赏休谟对归纳法的批判，他认为休谟之后没有一位学者对“休谟问题”做出了像样的回答。罗素认为在现代科学中，科学家已经知道因果关系没有必然性，而只是一个概率大小的统计问题。他讲了个有趣的故事，使休谟问题传扬天下。这个故事名叫“归纳法的火鸡”。

故事说的是有一只归纳法火鸡，每天早晨１０点主人都给它喂食。无论雨天、雪天还是晴天，延续了多年，从来没有例外。作为一位优秀的归纳主义者，它从中归纳出一条定则：每天早晨１０点是它用早餐的时间。它根据这个定则所做的预言从来没有落空过。但是，有一年圣诞节前夕，这只可怜的归纳法火鸡一如既往地等着主人喂食，却未能如愿，而是被提去厨房，宰掉下了油锅，成了节日的一顿美餐。

奥地利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对归纳法的批判也非常犀利。波普尔指出：一切归纳的证据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观察到无限时间地点中宇宙的一切。因此，我们不能从这些特殊的观察中归纳出普遍的法则。更严重的是，有限的观察证据不论其数目何等庞大（无论我们知道了多少只天鹅是白的），相对于无限的宇宙（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天鹅）来说，都等于零。只要找到一个反例（找到一只黑天鹅），就可以颠覆任何一条由归纳所得的结论（比如“天鹅是白的”）。因此，像罗素等人那样用概率来证明归纳的合理性，也做不到。

他举例说，欧洲数千年来观察到的白天鹅数以百万计，根据归纳法，可以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然而，在澳大利亚所做的探险却告诉欧洲人：那里有黑天鹅。因此，用来证明一个理论所用的观察证据不管如何众多，都有可能遇到未来观察证据的驳斥。归纳并不导致确定性。

更有甚者，我们的观察并不像经验主义者想像的那样是“客观的”。正如爱因斯坦等人所说，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或者说，我们的观察都不可避免地戴上了理论的有色眼镜，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通过某种理论框架去观察世界。

由于任何一条归纳所得的法则都无法被最后证实，却可以由一个反例而遭到决定性的证伪，科学因此便得以发展，推出新的理论——波普尔据此建议将科学方法建立在证伪的基础之上。只需要一只黑天鹅就足以推翻“凡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结论。新的科学结论取代了旧结论之后，能够解释更多的现象。这样，有点出人意外的是，波普尔从归纳法的不可靠性，得出了科学的可贵性：科学知识并不等于真理，科学知识只是猜想。科学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被证伪，科学正是因为能够被不断证伪而不断发展。反之，那些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空话和伪科学，尽管可能永远也无法驳倒，却也永远没有任何用处。惟有科学能够通过不断证伪而步步逼近真理，而科学家真正的使命也就在于努力去证伪自己的理论，而不是设法最终证实它，因为真理只能不断逼近，而不能最终达到。

两可之说

我国古代哲学中，也有很多著名的悖论。据《吕氏春秋·离谓》篇记载，在我国先秦时代曾流传着一个“两可”的故事：

郑国夏季炎热多雨，境内常常洪水泛滥。在一次洪水中，有一位郑国的富人淹死了。有人捞得死者的尸体。死者家属得知后，想赎回这具尸体。但得尸者却漫天索价。死者家属无奈，就请邓析出个主意。邓析对死者家属说：“不要着急，安心等待。若是你不去买，就没有别人去买。”于是，死者家属就耐着性子不再张罗着赎买这具尸体。此地夏季气温很高，尸体不易保存。这时，得尸者知道死者家属的态度后慌了，他们也请邓析给出个主意。邓析又回答说：“不要着急，安心等待。死者家属不到你这里来买，就没有别处可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