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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春（第1页）

青春

◎徐江

大学。写什么呢？故地重游，许多人已然星散，只剩下景物依旧。我情不自禁地又想起当初走进这所学校大门的时刻……我记得戈麦写过一首诗，名字叫《妄想时光倒流》。

时光倒流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可以唤醒在体内沉睡已久的对往事的记忆。我仿佛又看到伊沙，左冲右突地把一只球送入对方的大门；桑克坐在别人的宿舍里大侃艺术；侯马手举着迪伦马特的剧作，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朱枫在昏黄的床头灯下，翻检他数目惊人的藏书，然后兴致勃勃地向我推荐其中的某部作品；还有冰马河南味的普通话；黄祖民半夜在楼道里大声朗诵自己的诗作，结果招来不少夹杂着哈欠声的抗议……

是啊，怎么写呢？怎么写85级这一代人？怎么写北师大中文系85级的这些人呢？这我可得好好想想，要写的事太多了。

一

我入学的时间是1985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了，大概不是4号就是5号。从天津站坐上午9点的火车，中午到达北京，下午5点便站在北师大的学生食堂里排队买饭了。从中学生到大学生，过渡的时间只有这么一天。

当然这期间有好多琐事，比如置办行李、日常用具，到校后办理伙食关系等，但一切都还顺利。我发现不少新生有父母陪送，他们在料理这些事时手足无措，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强多了。起码，我能自己做吃的。此外来学校前，妈妈指导我洗了将近一个月的衣服。有备无患嘛。不过，让我留意的并不是这些。我发现，考到这所大学来的学生成绩绝大多数都在500分以上，比我高了足足50多分。我一面暗叹南方的孩子善于考试，一面对自己说：“看来这里人才济济，你的确得加码了。”后来，通过与伊沙、侯马、桑克等人的接触，我的这个想法进一步巩固了。

这三个人的高考成绩不是特别的高，但知识惊人的丰富。首先是以诗人面目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伊沙和以班长面目出现的侯马，这两个人也住在那间宿舍，一到熄灯后便大谈刘心武、张弦和王蒙，委实令我这个过去只知文学是李白和罗贯中的傻小子吃惊，我头一次发现自己对现代和当代文学一无所知，这对于一个自小就有著书立说理想的青年来说，真算得上是一次“耻辱”了。从此，我便经常泡在图书馆，发誓要改变现状。

还好，那时我已熟读莫泊桑、契科夫和马克·吐温的一些小说，这替我找回了一些心理平衡。而我那时奉为典范的作家是艾德加·坡和罗曼·罗兰。

桑克给人留下的印象颇为独特：脸黑黑的，戴一副珐琅眼镜，与人谈话时脸上总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我有一阵认为那是轻蔑的表示，因为那时他与伊沙一样，已是我们这些新生中出名的“写家”，早在中学时代就获得过一次诗歌大赛的奖励。与这么一位诗人说话，你不可能心里有底。而桑克说话又自有他的方式：遇到不同看法，他不像一般人那样与对方争吵，而是就此打住，避而不谈，或者留下一句“人跟人不一样”，令对方高深莫测。我那时隐约觉得：对面这个家伙难以相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四年以后，这观点有所改变，那是我了解到，杈子（桑克原名李树权，我们后来称他树杈、杈子）是个很随和的人，同时也是个极其内向的人。真正理解他的人并不多，他是属于那种“极其孤独”的诗人。他与伊沙，是诗人的两个极端。伊沙热烈奔放，是金斯堡和叶甫图申科式的；桑克则过分沉郁，是杜甫、里尔克、曼德尔斯塔姆那一类的人。

刚入学的那些天，除去跑操、上课、自习外，我们总是在一起谈论、争论。后来知道北京管这个叫“侃”。我们那时侃的内容不外乎这些：家乡的风土民情、对北京的感受、中学时代的辉煌历史等等，至于理想，倒好像说得少些。因为大家彼此心照不宣：来到中文系，为的就是文学和艺术，成为一名杰出的作家。

说来也有意思，老天爷竟让那么多想从事写作的青年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北师大中文系85级来。当时除了我、侯马、桑克和伊沙外，还有冰马、杨葵、钟品、黄祖民、焦清超、孙立新、曾杰等人。我起初不知道，后来有的是去其他宿舍碰见那些人在写东西，有的是彼此混熟了，把作品拿出来给我看。

于是在这种氛围下就诞生了我们入校后自发组织的第一个艺术机构：星期六文艺沙龙。地点就在我们当时的宿舍——西西楼305，时间是每周六晚7点以后。

海报是写在一张过期的报纸上的，我们把它贴在了水房门口，因为全校的学生都会到那里打水，所以见到的人也就多些。到了星期六，小小的宿舍可就挤满了人，凳子不够坐，还得上对面宿舍借。有的人就站着听。讨论的话题无外乎文学，有时会涉及电影等其他艺术。那时吴天明拍出了电影《人生》，在城乡各地反响都很大，这当然也就成了我们所探讨的话题。

沙龙的主要支柱是伊沙、侯马、桑克、孙立新、钟品这些人。孙立新当时是北师大“太阳风”诗社的副社长，刚由物理系84级转到中文85来，说起话来有板有眼，有时还带个“嗯啊”之类的拖腔，像个当官儿的。我因之又认识了另一类型的校园诗人。我们昵称他“老孙”。那时，老孙起劲儿地为他的诗社招募新成员，新来的“高手”伊沙、桑克、钟品等人很自然地合成了“新鲜血液”。侯马是否入社记不清了，我那时基本上属于“诗盲”。自然，李白等人的作品是要除外的。

文学沙龙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似乎也就只有两三个月。并不是说没有人来，维持不下去了，而是来的人太多，无法维持下去。小小一间学生宿舍，20来平方米的面积，每次都会有近20个人坐在那儿高谈阔论。来的人不仅仅是中文系的学生，历史系、外语系、哲学系、数学系的学生都有一些。有一回杨葵领着他一位在电影学院的朋友来了，是一个什么话头引起的，双方突然争执起对罗曼·罗兰的看法来。一直到最后，对方和我也没有能达成共识。我当时很激动。这样的事当时常有，别人也因此对我有了一个听起来很有趣的评论：喜爱争论。仿佛我是一个好斗的人。其实我才不喜欢与别人争论呢。我只不过是喜欢依据自己的切身理解去澄清一些事实。当然后来我对待事情的方法有所改变，因为我发现许多次争论收效甚微，唯一的成果就是使自己的观念系统化和条理化了，除此无他。固执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在许多问题前是很难区分坚信不疑与妄自尊大。庄子对于辩论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两个人争论一件事，获胜的一方不一定就正确，失败的一方也未必就错误。因为在许多时候，那仅仅意味着获胜一方的辩论技巧高超，实质上我们离真理还很遥远。

不过，在大学最初的几个月，在这群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中间，辩论争吵可真是家常便饭。晚上吵完了，白天就去翻书，为自己的理论找佐证，以图下一个回合到来时，给对方观点以致命一击。但当那一刻真的到来时，双方竟发现彼此在学识上都有长进了，仍是不分高下。争吵固然刺激了新生们的荣誉感，却也增进了他们的学识、领悟力。

空间狭小不是促使沙龙短命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这时大家都了解北师大有许多社团，像文学社诗社……我们感兴趣的东西高年级的学生们也一样，他们甚至成立了各种机构来组织活动，既然如此，我们干吗不加入进去，向师兄师姐们学习呢？我们毕竟是新生，需要得到高年级同学的启发呀！二是当时校方组织85级各系的新生编辑出版一份刊物，伊沙、侯马等沙龙的支柱都被抽去干这样一些事务性的事了。这样，我们便在某一天宣布：“周六文艺沙龙”胜利闭幕，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不再是大学里的中学生了，我们适应了这个环境。每个人至少眼前都找到了该干的事。有的去编刊物，有的投身于学生社团；有的人忙于交际，有的人沉于爱情；也有的迷醉于首都秋天的景色，大街小巷的布局和北京特有的节奏；有的执著于发挥拓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下棋、演奏吉他和比赛足球……至于我，我去读书。

二

大学一年级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

早晨6：30，集体跑操，时间大约半小时。

早晨7：00至8：00，吃早饭，自由活动。

8：00开始上课，11：30或12：00下课。

中午12：00至2：00，吃午饭，午休。

2：00至4：00或5：00，上课。

晚5：00，晚饭时间。

这之后的时间大部分由学生自己支配。上自习、去图书馆，或者外出看电影……第二天大致一样。周而复始。

我们的宿舍和教学楼大致都是50年代的建筑，外观坚实而略带庄严。楼顶是尖顶翘檐的，楼砖经过长年的雨淋日晒，呈现出深灰的颜色。校园的绿化程度一般。教学楼和教七楼前后，分别有一块不大的草坪，数学楼的更大些，除了冬天，在那里闲坐和看书的学生都不算少。

行走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些不同种类的高大树木，想来树龄也不小了。教二楼附近大多是梧桐树，道路两旁一般是白杨树和垂柳，教工居住的四合院楼房附近还有些银杏树，其他地方，树木们则是交错而生，没有什么集中的种类。高大的树冠上都生满了翠绿而茂密的叶子，树与树有时在高处连成一片，偶尔有风吹过，间隙处便显露出阴暗的楼砖或明亮的窗玻璃，自然的美和人工的痕迹很奇怪地交织在了一起。

教学楼散落着，由树木、草地隔开，有时从暮色里一望，阴沉庄严的教学楼真有点像是一个略嫌严厉的老学者。如果有个人来让我形容一下北师大的特征，我想再没有比用“老学者”这个形象更能说明问题的了。也许将来某一天，我会碰到一两个师弟师妹，他们会质问：那新图书馆呢？英东教育大楼呢？留学生楼呢？我仍要这样回答他们，并告诉对方我入学那时这些建筑还没有；即使有，那不过是老学者们旧式中山装上的几个新口袋而已。一两幢新楼是改变不了一座学院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内在的气质的。如果说近一个世纪来，北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激昂与活跃的话，那么北师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则是严谨与羞涩。

说到这里，我想起刚开学那几天，中文系安排了一些老教授与大家见面，我们有幸见到了那时尚在人世的黄药眠、陆宗达等老先生，还有俞敏、启功、钟敬文等教授。老先生们勉励新生们好好学习，以便天天向上。那时我想，大概这就是名扬全国的北师大中文系的象征吧。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这批同学中也会有人坐到对面的讲台来勉励下一辈的青年学子的。

老先生们都很和蔼。令人惊讶的是，在中文系中，作家出身的教授似乎并不多，我原来以为中文系教授中作家会很多呢。后来我了解到，现在北师大教授级的名作家只有一人：外语系的郑敏先生。她是当年著名的“九叶诗人”成员。中文系五六十年代，也曾有过一位有名的教授诗人——穆木天，可惜“文革”时被迫害死了。也许是因为偏爱文学创作的缘故吧，我当时对这种情形有些失望。

第一学期的课程安排无形中又加重了我的这种失望。我们安排了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写作学、古典文学、近现代革命史和英语等几门课程，上课时我发现，与文学有关的几门课实质上并没有教会我一些什么。文学概论课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翻版，古典文学则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写作学教师的欣赏趣味则过于古怪，搞得大家全都昏头昏脑。有一次他竟然把一片拙劣的抄袭鲁迅风格的散文称为他见过的最好的文章，招来同学许多不满。

听课所得几近于零，倒是每门课所开的参考书目中有些东西，我知道了几位陌生作家的名字：卡夫卡、萨特和福克纳。图书馆中没有卡夫卡的作品集，只好自己去买。在朝内小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我终于找到了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选。桑克那天和我一起去了书店，发现了卡夫卡，我们两人都很兴奋。大喜之余，只想早早回到宿舍去读这本慕名已久的集子，于是赶紧交款。这时，我发现书的装订有些问题，便走回书架换一本好一些的，蓦地看见旁边有一本《加缪小说集》，我当时还不知道加缪为何许人，问桑克，他也不清楚，翻了一下作者简介，知道他是法国人，得过诺贝尔奖，加上手里有一本卡夫卡，决定把这本书也一齐买上。随后，两个人兴高采烈地出了门，一路上话没有断过。那天天气很好，金色的阳光照得街道略有些发烫，头上是一片瓦蓝瓦蓝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