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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三交的纽带（第1页）

多民族“三交”的纽带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民族在宁夏地域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最终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战国秦长城与戎民族的兴衰消亡。战国秦王长城的修建与秦人的扩展、戎人的兴衰密不可分。秦人建立政权并逐步走向强大，与其征伐兼并西北诸戎和拓展疆域是同步的，秦昭襄王修筑长城实证戎民族的融合历史。春秋时，西戎各部分布于秦国周围，在陇山主要有狄、豲、邽、义渠等戎人部落。秦襄公七年（前771），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徙洛邑有功，受封建立政权。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岐以西之地，并允诺秦能攻诸戎，即有其地。从秦襄公开始，历经文公、宁公、武公、穆公百年征伐，秦人势力向东扩展至黄河以东，秦晋接壤。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春秋末战国初，唯余义渠戎一友。秦伐义渠，向北拓展。至惠文王时，公元前327年，秦设义渠县。历经5个多世纪的发展，秦昭襄王十二年（前272），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起兵消灭了义渠国，始置陇西、北地、上郡3郡，并筑长城以拒胡。

这段长城也称为秦昭襄王长城，沿着陇西（今甘肃东南部）、北地（今甘肃东部和宁夏南部）、上郡（今陕西北部）的外围，横跨今天的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4省区10多个县市，整体呈西南—东北走向，是宁夏境内现存最早的长城遗迹，穿越今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原州区、彭阳县的12个乡镇，现存墙体173千米。长城的修建使义渠戎等迁徙到长城以西、以北的区域，走上了消亡的历程，逐步融入华夏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之中，历史上再无戎民族，今天发现的考古资料也能佐证。20世纪60年代以来，宁夏境内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典型考古文化遗存50多处，发掘清理各类型墓葬百余座，大多数分布于战国秦长城附近，实证了各民族的融合过程。其中独特的墓葬形制与葬俗，特色鲜明的陶、铜、铁等各类器物，中原华夏族的文化风格，是较为典型的地方土著文化类型，应属“西戎文化”。

秦汉长城与匈奴融入大一统格局。秦汉时期，宁夏境内的长城实证秦汉王朝西逐诸戎、北却匈奴、拓展疆域、创建大一统格局的历程和各民族融合的历史。

秦国刚建立时，在秦昭襄王长城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生活着羌戎和匈奴两个相对独立的游牧部落。始皇派蒙恬率大军出西北，重在打击匈奴，同时驱逐在秦国境内的羌戎部落。蒙恬主力由上郡（今陕西榆林市）进入河套地区北部，另一部分由萧关（今宁夏固原市）进入河套地区南部。当时，匈奴主要据有河南地，诸戎羌主要分布在秦昭襄王长城西、北及清水河以西地带。蒙恬部由萧关进入的一支在“西逐诸戎”后，戎民族向西迁徙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西戎部落退出中国历史舞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秦为了拓展疆土，解除边患，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开始，派蒙恬率30万大军越过西北边界——秦昭襄王长城，“北逐戎狄”，“西北斥逐匈奴”，率先成功取河南地，迫使这里的匈奴向北部大漠地区迁徙。河南地大致包括秦昭襄王长城以北、今黄河以南的广袤区域，这里当时归匈奴所有。秦开拓疆域首选攻取河南地，因为这个地方沃野千里，宜耕宜牧，三面环水，且北有阴山山脉。占据河南地，这里就可以成为防御北部匈奴天然的屏障。

蒙恬率领大军占领匈奴的河南地后，大规模修筑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长城，并以之为疆域边界。这道长城继承利用了战国秦、赵、燕修筑的长城，加以修缮连贯而成，西起今甘肃临洮，经过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直抵黄河南岸，过黄河向东经内蒙古自治区、河北，在东北入辽宁，止于朝鲜半岛。该长城的西北段利用了秦昭襄王长城。

西汉初年，匈奴楼烦、白羊王等部南下占据了河南地，趁西汉王朝初建，国力薄弱，三困陇西。汉文帝时匈奴一度势力强大，突破秦长城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火烧回中宫，哨骑曾至甘泉宫。这个历史事件就发生在今宁夏固原地区，当时朝廷十分震惊。汉武帝时，汉王朝走向强盛，组织兵力对匈奴进行有效反击，取得了胜利，“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筑为塞，因河而固”。河南地重归汉朝治理，并修缮加固蒙恬所修长城、障塞，成功防御匈奴再次南下进入汉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在河南地置朔方、五原2个边郡。朔方郡在五原郡西，位于今河套西北。汉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威震匈奴，向北控制了大漠地区。元狩二年（前121），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多次败于汉军，率10万人渡过黄河投降汉朝。汉朝遂在沿边安定、上郡等设立5个属国以安置归附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其中安定属国都尉治所在三水县（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又称北地属国、三水属国。安置在属国的匈奴人进入了西汉王朝大一统格局之中，经过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步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匈奴余部向北向西迁徙，“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之分庭抗礼局面结束。

今天宁夏全境纳入了汉代版图之中，成为军屯民垦的可靠后方。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遍布宁夏南北山川，即为进入大一统格局珍贵的实物资料。

隋长城修建和东突厥的交融。在隋代政权存在的短短37年间，见于史籍修筑长城的活动共有6次，其中隋文帝4次、隋炀帝2次。隋朝经过几次修筑长城，形成了西起今青海西宁西，中间经过宁夏北部，东到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的一道长城防线。其中，在朔方（今宁夏）一带共3次修筑长城，史载“废怀远县，本汉富平县（今宁夏吴忠市）地……隋长城，隋炀帝大业中筑，在县西北大河外。灵武县东北隔河一百里”。

经考古调查，这条长城分布在今宁夏灵武市和盐池县境内，全长60多千米，从灵武自西向东经盐池县进入陕北。

隋代长城的修建与隋唐时期东突厥南下扩张密切关联，这段长城见证了隋唐王朝与东突厥的战争交流和民族交融。当时宁夏是防御突厥和吐蕃侵扰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突厥等少数民族活动、徙居、交融的重要区域，唐朝政府在这里设置羁縻州，安置突厥降户。突厥是南北朝隋唐时期，在中国西北地区影响较大的民族。一般认为，突厥出自铁勒，是铁勒部落联盟中的一个集团。突厥建立国家政权，大约在6世纪中叶，汗国的建立者姓阿史那，称“头曼”。在西魏和北周的支持下，消灭了北方的柔然政权，建立了强大的汗国。北周、北齐时，都与突厥为邻，北周灭北齐后，与突厥联姻，将千金公主嫁于它钵可汗。沙钵略可汗时，隋朝建立，突厥出兵攻隋，沙钵略可汗说：“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于是突厥大掠隋边界，隋边界“六畜咸尽”，成为当时隋朝最严重的威胁。隋文帝在西部与北部边境修筑防御突厥的长城。开皇三年（583），隋军分8路北击突厥，突厥分裂内战。隋炀帝时，东突厥势力强大起来，与隋朝发生战争。唐王朝建立不久，大败东突厥，突厥颉利可汗被擒，东突厥各部瓦解，降唐者10多万，唐太宗施行“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之策，同意温彦博的建议，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置顺、祐、化、长4州都督府，在宁夏境内及毗邻之地设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和契州，史称“六胡州”，以安置突厥之众。自此进入唐朝的突厥人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西走北迁的突厥融入其他民族，唐以后突厥基本上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宋长城与宋夏之战。宋辽夏金时期，宁夏南部是宋与西夏交战的主要区域，也是宋防御西夏进犯的前沿阵地。宋代不仅“循古长城堑以为限”，而且在战国秦长城沿线开壕堑，积极防御。在宋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军把战国秦长城作为防御工事加以改造利用，史书称之为“新壕”或“长城壕”。这些长城遗迹现存原州区清水河西岸至小川子“内城”以南一线，见证了宋与西夏的战争历史。宋代，今天宁夏的大部分区域归西夏政权管辖，固原地区成为宋夏交战的主战场。宋与西夏之间发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好水川、定川寨之战就发生在今固原地区。宋康定二年（1041）二月，宋夏发生好水川之战，宋军陷入西夏军重围，被西夏军大败。宋仁宗闻讯十分悲痛，3天吃不下饭。好水川之战后，宋被逼采取守势，对西夏的政策转为以防御为主，从而形成了宋、辽、西夏长期对立并存的局面。宋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宋与西夏发生了定川寨之战。宋军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市西）被西夏军包围，退至长城壕（今固原市西北），大败。北宋与西夏三次大战皆败，“自刘平败于延州，任福败于镇戎，葛怀敏败于渭州，贼声益震”。庆历四年（1044），北宋不得已与西夏签订了“庆历和议”，也叫“宋夏和议”，主要约定西夏向宋称臣并取消帝号，元昊接受宋的封号，称夏国主。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每年在各种节日时赐给西夏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

明长城的修筑和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明朝初年，设置卫所制度，并且大力经营长城。蒙元政权被推翻后，一部分蒙古人留在内地从事农业生产，后来逐渐融入汉族，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回蒙古草原，与原居于蒙古草原的部落一起过着游牧生活。明中期以后，蒙古鞑靼、瓦剌等部落相继兴起，经常侵扰边境，对明北方边境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为了防止蒙古部落的侵扰，“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嘉靖年间，三边总制王琼等主张“防边之道，莫善于守，莫不善于战”，于是从今贺兰山北端向东跨越黄河，经宁夏灵武、盐池，陕西榆林，到神木修筑了一道防御边墙。宁夏由于紧邻河套，地处防御要冲，明朝不仅设有宁夏、固原两镇，而且大规模修筑长城用于防御，实证了长城两边汉蒙等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明朝在长城沿线设置“互市”，长城两边的蒙汉人民广泛进行贸易往来。宁夏的长城沿线相继设置了大市小市以进行互市。明中期，蒙古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达延汗结束了蒙古各部落的割据和混战局面。明隆庆初年，张居正等人提出“华夷一家”主张。隆庆五年（1571），穆总封蒙古统治者为“顺义王”，并开设蒙汉间的互市。隆庆万历间，互市场所有11处之多，在宁夏者有三：清水营、中卫、平虏卫。现存中卫市的买卖城就是互市的实证。长城沿线中卫的互市涉及甘肃、青海，发挥着连接作用。《中卫县志》载，明万历二年（1574），允许蒙古鞑靼部在中卫互市贸易，此城即为蒙汉互市而建，被民间称为买卖城。明政府规定互市一年一次，“交易日期，大率以一月为期”。互市价格采取“务使客商有利，夷价无亏”原则，使蒙汉双方都获利。由于互市周期太长，于是开设“小市”。明万历元年（1573）在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分别设立小市，亦称月市，每月一次，每次不过两三日。小市开设后，“虏中贵贱贫富，各遂安生，共感皇恩。沿边军民，各获虏利，免扰窃犯”，甚至达到了“无地无市”的程度。实际上，长城两边民间贸易的“私市”在弘治年间就已出现，延袤5000里，交易不绝，直到明末，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

明朝倡导在长城沿线大力进行军屯民垦。蒙汉互市后，明政府允许长城南北自由通行，准予就近互市。明王朝在修筑长城墙体的同时，配套修建了城堡、烽火台等大量设施，在长城沿线“居民所聚之处，相度地宜，筑为寨堡，务为坚厚，量其所容，将附近居民聚为一处”。筑堡以卫民生，“既添兵以分守，又设险以御寇。然其军民所处，多临边塞。

无事之时，听其耕牧；遇有声息，各相护守，则寇盗无从剽掠，地方可保无虞”。从而在长城沿线进行大量的军屯民垦。

明朝在北方建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固原（陕西镇）、偏关9镇，派重兵把守，统称“九边”。明代的宁夏、固原、榆林形成保卫关中互为扶持的3个军事重镇。宁夏镇总兵驻地在甘肃宁夏县（今银川市），管辖的长城东起大盐池（今宁夏盐池县），西至大兰靖（今甘肃皋兰县、靖远县），全长1000千米，守卫战线较长，为了满足军需物资的需要，明朝一方面发动守卫的军士，战时为兵，闲时耕作，进行军垦，并且允许长城沿线守卫城堡以屯长的名字命名。另一方面大量迁徙其他地区的百姓到宁夏民屯。“明洪武初，尽徙宁夏之民于他所，其后复迁谪秦、晋、江淮之人以实之，分屯建卫，筑堡以居，因即以其屯长姓名名堡，若叶升、王洪、李祥、张政之类是也。其以事名、以地名者，大抵据扼塞，驻军屯以遏寇虏，若镇河、平羌之类是也。以人名者十六七，以事名、以地名者十二三。灵州、中卫则以地名者居多。”

这样，在屯垦的过程中，达到了八方之民和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历史上，长城两边的族群互有交往，甚至存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相互迁徙杂居而交流融合的现象。西汉时，就有长城沿线的汉人越过长城投奔匈奴。明代，长城两边族群的互动更加频繁。当时在宁夏镇兴武营，三边总制王琼命令向甘肃镇运送粮食。长城外的蒙古军士听到长城内运输的声音，遂派部众侦查：“‘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举弓送墙上。墩军接之，不换与弓，贼遂放马北奔。”从中可知，蒙古部落的这些部众是因为“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而越过长城，北入草原。当时跨越长城进入草原的汉人，形成了大片的定居农业，被称为“板升”。“明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

后专指在蒙古草原上的汉人，他们推动了蒙古草原的经济转型。“耕种市厘，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各部长分统之。”可见，在历史上，汉族与游牧民族以长城为纽带交往交流，并融入对方民族之中，久而久之，形成了“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的民族融合的大一统局面。

（撰稿：李家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