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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课不做福水蛙也不做井底蛙（第1页）

第24课不做’福水蛙“，也不做井底蛙

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于1865年，是”常春藤盟校“中唯一一所创办于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名校，多年来排名位居世界前列。10。多年前，该校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水煮青蛙“实验。研究人员先是将一只活蹦乱跳的青蛙丢进一个盛满沸水的容器，青蛙立即感觉不爽，拼命一纵便跳出容器，成功逃生。残忍的研究人员又把这只青蛙抓住，然后丢进一个盛满冷水的容器，接着慢慢给容器加热。这一次，青蛙非但没跳，反倒因为开始时水温舒适而在水中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毫无戒备。直到水温逐渐升高至青蛙已无法耐受、必须想办法逃生时，青蛙才感觉熬不住了，但却发现为时已晚，最终被活活煮死。但这只青蛙为科学界做出了贡献，研究人员根据它在沸水与温水中的不同反应总结出了一条著名的定律一煮蛙定律，借以警醒世人，生活过得越舒适，越是需要树立危机意识，不然就可能会落得像那只冷水容器中的青蛙一样的下场。

然而，这个著名的实验并没有终结。由于”水煮青蛙“的实验

比较简单，继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之后，有不少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都做过类似的实验，专业人员，旨在验证实验结果并进一步研究，非专业人员主要是为了好玩。但实验做完，好多人都对康奈尔大学的结论产生了质疑，那就是好多人发现，即使是在温水里煮青蛙，当水温加热到一定程度，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青蛙也不会蠢到很难受却不逃离的程度。事实是，当水温超过60C时，有的青蛙就会开始逃离容器，当水温继续加热至65C时，所有青蛙都会逃离。做这些实验的人当中，还有一个名人，他就是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大学的教授、动物学家霍奇森，他据此得出结论：康奈尔大学的故事是错误的。并进一步总结出：生活中的很多人，就像康奈尔大学的实验中的那只温水中的青蛙--尽管这个实验的结论是错误的一往往相信一些社会普遍认定的”真理“，不愿意去做任何一点质疑，就像青蛙宁愿认定水温就应该是这样的并且以后也一直会这样，人们也宁愿相信青蛙就是那么蠢，遇到沸水不跳待在温水里不畅游的青蛙才是真的蠢一这其实比缺乏危机意识还严重，因为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危机。

这个著名的实验还有下文。霍奇森的理论传开之后，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质疑。人们认为，康奈尔大学的实验结论神圣不可侵犯，怎么能仅凭一次实验就推翻呢？于是，经过无数次实验，有一位名叫享兹曼的美国科学家得出终极结论：如果你加热的速率足够低（他本人的加热速度是在90分钟内把水从21C加热到了37。5C，平均每分钟升温速率不到0。2‘C），那么青蛙就不会有跳出容器的打算，因为37。5C的水温并不高，但是，青蛙不是人类，它的可耐受的临界高温只有36？37C。当水温被加热到37。5’C时，青蛙即使没有立即死亡，也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丧失了一跃而起的能力，离死亡不远了。毫无疑问，这个不乏细节的结论相康奈尔大学的结

第24课｛A不做”温水蛙“，也不做井底蛙论更具说服力。它指出了人们之所以缺乏危机意识，就在于人类和所有动物一样，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当环境等因素变化的幅度不是很大时，人们往往会像那只处在不断加热的温水中的青蛙一下，产生一种类似”感觉不是很难受，甚至还很舒适“的感觉，直至可耐受的”临界高温“，无法”逃生“，或者至少无法全身而退。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我们中国人并不缺乏类似的文化。类似的一些历史典故，几千年后读来，仍不乏启发、借鉴意义。不妨举两个小例子：

春秋末年，晋国的政权逐渐旁落至智、赵、韩、魏四大家族手中，其中智氏最强，也最跋扈。智氏威逼韩、魏两家，合力攻打赵家。赵氏寡不敌众，退守晋阳。但到了晋阳，赵简子才发现，情况一点儿也不乐观：城墙不够坚固，仓库没多少粮食，府库没有金钱，最重要的是，兵器库里没什么兵器！他赶紧找来心腹谋士张孟谈商议对策，张孟谈劝他不必担心，因为晋阳被赵家的老家臣董安于经营多年，一切都很齐备，只是普通人看不出来而已。赵简子不明白，张孟谈便解释给他听：主公看到晋阳官署了吗？那都是上好的木材建造的。当初董安于大兴土木并不是为了享乐，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储备造箭杆所需的木材；你再看那些梁柱门窗，它们都是精铜铸就的，可以用来打造箭头；最重要的是，董安于善于藏富于民，并懂得爱惜、教化百姓，主公可下令让大家保留三年的生活必需品，其余的都先交出，再发动百姓修筑城池，上下同心，不难打退智伯。事实证明，张孟谈说得一点儿没错，靠着董安于储备的物资与忠于赵家的晋阳百姓，赵襄子不仅守住了晋阳城，最后还大破智军，杀了智伯，然后与韩、魏两家瓜分了晋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赵襄子，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的创始人。

但如果没有董安于当初在晋阳城中的准备，赵襄子别说笑到最后，哭都没地方哭去。

宋神宗时期，有一次，负责管理兵工厂的官员上奏说，由于兵工厂内的门巷弯弯曲曲、狭窄逼仄，工人们进进出出很不方便，希望皇上允许把门巷修直、拓宽，不仅便于通行，还能提高生产效率。祖宗为什么要把门巷修成这样呢？宋神宗百思不得其解，但他认为，门巷乃太祖所创，必有远虑，因此不准改建。结果后来，很多兵工厂内的工人因为工作太苦，不堪忍受，竟一起拿起武器，意欲夺门而岀，造反起事，谁知由于门巷过于狭窄，大家你挤我，我挤你，谁也挤不过去，最后被门口唯一一个老兵全部擒获！神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为了设险固守！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抬杠：上面的两个赵氏家族那么牛，那么能琢磨，最终不还是完蛋了吗？这是事实，但也是历史的规律，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至少赵襄子和宋神宗靠着祖先的远虑成功化解了自己的危机。至于他们自己及其后代的最终结局，不仅是另一回事，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就是因为他们及其后代没有传承好祖先这种忧患意识，两大赵氏家族才最终湮没在了历史的尘烟中。

话说回来，人算不如天算，世界充满偶然，人生充满不定式，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人们只能根据常理，尽可能地做好相应的准备。这种准备，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准备，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准备。人们常说，守业更比创业难，其实守业未必就比创业难，只是守业者往往更容易把关注点放在祖先留下的物质财富上，甚至干脆躺在祖先留下的偌大家业上，醉生梦死，并认定自己不需要或者说不屑于像祖先当年创业时那样，每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凡事思前想后、未雨绸缪。养尊处忧的生活，使得他们习惯性地自负，骄傲自大，自认为凭自己的智商可以应对一切变故，乃至认为自己天生命好，根本不必杞人忧天，结果等到变故突发时，才悲哀地发现，自己除了在享乐方面有些心得之外，一无是处。

说到”杞人忧天“，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人没听过这个成语，同样也没有人不了解它的寓意。但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妨用现代眼光去评价一下那位”杞人“，他的忧天，未必不是一种忧患意识，说它是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也不为过。当然，这位杞人未必真的探索过，但先秦之后，中国原本并不落后的天文学方面的探索逐步落后于西方直至被西方落下很远，或多或少都与中国人动辄批评人”杞人忧天“、”异想天开“有些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人无疑是个非常”杞人忧天“的民族。美国知识界、政界、特别是科学界、乃至娱乐界和民间都有一种普遍地对人类未来的深沉的忧患感。正是得益于这种忧患感，美国人才会向外太空发射探测器探索未知宇宙，监控近地空间，美国好莱坞才能拍出一部部类似《星球大战》这样的影片，美国民间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参与环保组织、和平组织等等。至于美国政界，更是屡唱”衰落歌“--据相关学者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美国衰落论“从未消失过，且至少有八次**期，分别是朝鲜战争后、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后、越南战争后、1970年代滞胀后、日本崛起后、冷战结束后、”9o11“后、金融危机后。如今看来，如果说当时的美国没有一点儿现实的危机，那就未免过于”温水煮青蛙“了。但那些时候的美国，充其量也只是处在水温刚刚加热的阶段，完全没必要大惊小怪，说自己马上就要落后或者说已经处在衰落，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人唱衰自己是假，要捧杀对手才是真。先唱衰自己，美国政客才能凝聚民意，激发美国人民的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先捧高对手，对手才能麻痹大意，让美国有机可乘。这是美国政客及隶属于美国国家机器的美国媒体的标准套路。说简单点，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扮猪吃老虎“。

有鉴于最近几年民间关于”中国经济很快就要超过美国“的呼声日高，有必要来讲述一段类似的历史，故事的主人公是美国和日本。众所周知，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使得日本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大力扶持下，日本这个几乎被炸成了废墟的国家，在经济上迅速崛起。1960年代，日本便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至1980年代，日本进一步发展，而美国则在越战中耗去了不少元气，此消彼长，加之有些不懂得低调的日本政客动辄宣称”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下一个霸权国家“、”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等等，终于引发了美国人对日本经济的无情修理。在美国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被日本工业界竞争得失了业的美国汽车业、电器业美国人，认定是日本人夺走了他们的饭碗，他们把东芝的晶体管电视机放在丰田汽车上，然后用铁锤敲碎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游行，一次又一次地抗议，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顺从民意“，把一纸逼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强加到了日本身上。对任何一种货币来说，升值有利也有弊。对当时已经非常富裕的日本国民来说，日元的大幅升职首先表现为日本人手中的日元更值钱，即日本人更有钱了。有了钱的日本人基本上跟有了钱的中国人一样，那就是买地、买房、买产业。不过日本人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孤悬海外、资源匮乏，土地既是稀缺资源，也是其可以购买的为数不多的资源之一。这么多人有钱，这么多人又都想买稀缺资源，不

可避免地导致了地价疯狂上涨。资料显示，地价炒得最贵的时候，日本东京银座的楼房每平方米的价格高达人民币200余万元！荒无人烟的北海道的那些毫无开发价值的土地都涨到了一坪（约3。3平方米）5万日元，足足涨了1万倍。据一些当时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回忆，当时的日本学生还没毕业，就会被公司预先订购，以免被其他企业抢走。当他们第一天跨进公司的大门，老板便会拿出10万日元说：“今天不用上班了，拿这些钱去银座买些衣服。”老板们不是烧包，而是经济实在太景气了，干什么什么赚钱。因此很多人想炒了老板的飢鱼，自己当老板。就连出租车司机都回忆道：“那时候人们动不动拿出大把钱来，要求从东京打的到名古屋（大约300公里），出租车司机一年可以收入1000万日元……”

日本人当然不会止步于国内，他们就像当年入侵珍珠港一样，奔向美国，大肆收割财富，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是美国人的顾客。多金的日本人不仅收购了美国的文化象征哥伦比亚公司，还收购了美国纽约的标志建筑帝国大厦。当然，这些都是以非一般的高价收购的。但即便如此，日本人的钱还是多到没处花。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一项名为“家乡创生一亿”的政策，直接分钱给每个村庄。分到了钱的村庄也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于是有人拿它打造各种纯金工艺品，装饰办公室。不过这导致了村民们的争抢，以至于有些村子为解决纠纷直接把这些纯金之物直接扔进了海里。总之，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疯狂到了仅日本东京一市的土地价值就能买下全美国的土地还能找零钱的程度。但没有人认为这不正常。每个人都认定土地会越来越值钱，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在投资房地产，购买股票，否则就会被认为是笨蛋。直到1991年，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泡沫终于破裂，土地和房屋再也无人问津，陆续竣工的楼房则成为“鬼楼”。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但在狂跌的房地产面前依然无能为力。企业纷纷倒闭，破产者越来越多，到处都是借酒浇愁的人。东京的各条地铁线动不动就紧急停运--又有人卧轨自杀了。

直到今天，日本经济依然没有走出萧条的阴影，国际上称之为“失去的十年”，日本国内则认为这是二战后日本的又一次“战败”。那么，日本当年的“战败”对今天的中国有何种借鉴意义呢？客观地说，中国不是日本，美国人并不能随随便便地像对付日本那样对付中国。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美国人是不会像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的那样，乐见中国崛起。这是国际政治的残酷性所决定的。退一万步讲，即使美国人真的乐见中国崛起，也不等同于我们现在就已经崛起了。包括被我们引以为傲的“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地位，谁说了算？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并不掌握世界话语权。换言之，是西方人说我们成了世界第二，日本人宣布我们成了世界第二，我们才成了世界第二。但早在2010年当年也就是中国成为所谓的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当年，就有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过，中国的GDP总量实际上被严重高估了，如果用“严格的价格统计方式”来计算，那么中国当年的GDP总量至少要下降40%左右。即使退一步，中国确实是世界经济第二又如何？别忘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第二”固然令人欣喜，但若具体分配到每个国人头上，大家的心情立即就会狂跌，因为即使是在4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也是拿不出手的。莫说无法望数十年执发达国家之牛耳的美日之项背，就算是被美国经济封锁、政治打压了数十年的伊朗，前年被北约颠覆了政权的利比亚，排名亦在中国之前。一句话，相较之前，中国确实是富了，但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现在

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必须认同的现实。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仅仅是缺乏危机意识的“温水蛙”，同时还是坐井观天、盲目自大的“井底蛙”。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抹杀中国的成就。不管怎么说，通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用“大有成就”来形容也不为过。不过，大有成就的中国仍旧大有可为。但就算到了那一天，我们也有必要以已经做了多半个世纪老大但始终有危机感的美国人为榜样，居盛世而知忧患，处顺境而思逆途，宁可杞人忧天，也不能乐不思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