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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隧道（第4页）

等章节，现在我还记得。故事引人入胜，听得我如醉如痴。他能把全书一章不落地讲下来，我真佩服他的本事，那时也第一次知道有长篇小说。后来，随连哥出人头地，成长为国家一级作家，真的是沙窝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他的短篇小说乡土气息浓郁，获过多次大奖，很受读者喜爱。

除了听说书和听故事外，偶尔也能看电影。记得小时候村里一共来过两三次放电影的，第一次看电影我才几岁，只记住电影里的一个镜头：有人拉着一队骆驼走啊走，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是一部什么电影，好像是反映少数民族的故事片。第二次看的是《白毛女》，演电影的地点是离我家五六里的双泉家。电影幕布挂在房子外面的土墙上，全村男女老少、大人娃娃都高高兴兴地站在院子里看。以后就在我们学校的院子里演。放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和《奇袭》的时候，我已经长成少年，能看懂电影里的所有内容。因为我们那儿全是沙路，巡回放映员不愿意来，所以好几年才能来一次。再后来，小队队部安装了广播，我第一次听到外面的世界，我最爱听的就是广播里播放的歌曲，大部分是革命歌曲，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那时的歌曲大多铿锵有力，充满革命**，没有爱情歌曲，抒情歌曲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全部禁唱了。

演员凑齐了，足足几十号人，全大队差不多每户有一人，百分之九十的人没念过一天书，也没上过夜校、扫盲班，最多认识数字。从陕西靖边剧团请来两位老师教戏，剧目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不识字的演员学唱段还好，对白怎么教都记不住，只能自由发挥。排练的地方是我们学校的教室，附近的农民从开始排练那天起，几乎天天趴在窗户上看，谁演什么角色清清楚楚。

正式演出的前几天，村里各家都给自己邻村的三姑舅二两姨通传到了，请他们到那天来看戏。演出那天，因为要看戏，人们早早吃了晚饭，围裹着皮袄，戴着暖帽，拉拉溜溜来到学校，站着等戏开演。

演员们开始搭戏台，在学校院子里栽起四根长椽子，用苫布围住三面，就是演戏的舞台，用铁丝绑一个小碗大的棉花球，倒上半盆煤油蘸在棉花球上点着就是舞台照明灯，煤油烧完再蘸一下，要有专人伺候它。就在那个简陋的戏台上，让我欣赏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别样的演出，农民唱京剧的确有些另类，唱腔五花八门，但以陕北眉户调为主，唱词照剧本，总之会什么就唱什么。人物对白全是当地方言土语，不过都能听懂。没有乐队，几个拉二胡和弹三弦的凑在一起伴奏。

道具实在是太简陋了，就像杂耍一样，把学生的桌凳一层层垒起来，垒四五层高，因为“八大金刚”要站两边，每层站两个“金刚”。“座山雕”坐在最上面，屁股下面坐一张“老虎皮”（其实是花狗皮），乍一看还挺威风。剧中用的刀枪棍棒，有些是请本村木匠修的，有的是用草纸片子做的，全部用墨涂黑，刀枪手柄上都拴着红布条。用草纸片子做的武器软几八塌，有时折成两段，引起台下一片笑声。台下那些老婆、老汉看得全神贯注，有撇嘴的，有咬牙的，做着各种动作，好像在为演员鼓劲。你不用看舞台上的演员，看台下观众的表情就特别有趣，令人忍俊不禁。

上中学的时候，我有机会看到电影里的京剧，那真正的京剧唱腔真的很难听懂，“啊———啊———”的啊上半天实在是让人等得着急。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禁锢了的文学得到解放，名篇巨制一次次再版，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文学艺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时期，以伤痕文学为标志的多种文学潮流使文坛出现了多元发展的繁荣景象。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想起那会儿，充满理想，**飞扬，浪漫色彩浓重，是我追逐诗人和小说家的年代，除了买书，每年的《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散文》《草原》以及其他文学期刊，我共订阅了十几种。

少数没念过书的土豪们，当他们厌倦了美酒大肉、豪车洋房，挣的钱花不完或没处花的时候，便想起做一回“文化人”，不惜重金购买名人字画，请人写书，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花钱出版，他们精神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中学时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结束了民办学校的读书生涯，我离家到三十里外的公社学校读书。开学那天，家里大人赶着毛驴驮着行李，我们几个同学和家长们结伴走上大半天才到了学校。报了名，交了粮食，分配了宿舍，五个人住一盘炕。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前安后顿，不厌其烦地交代一番，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有的家长甚至掉了眼泪。我母亲却很开心，她知道孩子能继续上学是好事，又不是送他们上前线打仗，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交完几块钱的学杂费，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正儿八经的贫下中农，身无分文。

学校在公社所在地，学校的旁边就是街道，五百多米长，面南坐北的建筑有公社办公室、治沙站办公室、供销社、卫生院，坐南面北的有邮电所、公社综合修配厂、供销社国营食堂、兽医站。国营食堂里飘出来的味道很香，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食堂，进去看看，原来闻到的是粉汤的味道，食堂的主打菜就是粉汤。从此，上街我只走北不走南，怕闻到食堂飘出来的香味嘴馋。看不见闻不到，也就不馋了。要解馋，等回家过年的时候就能吃上一顿炸油糕。

一碗粉汤一块钱，一个馒头五分钱、二两粮票。一天，我的一个同学从街上回来，气呼呼地对我们说，他去国营食堂要买一个馒头，卖饭张老汉说：“要买馒头必须买一碗粉汤，光馒头不卖。”

“那是为甚？”

“为甚？把屎还带尿哩，买馒头就要带汤。”

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

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年学校为了给学生过“六一”儿童节，买了一头猪，每个学生交四毛钱。我这个无产者“六一”那天不报饭，一个人躲在宿舍，拌一碗炒面正准备吃的时候，管后勤的赵老师推门进来，我很不好意思，本来不想让人知道我今天不在灶上吃饭。全校几百名学生，赵老师是怎么知道只我一人没报饭？他又是怎么知道我交不起四毛钱的？

“我———”我不知道怎样拒绝他。

“钱我替你交上了，不向你要钱，一个学期才吃一顿好的，今天又是节日，怎能不吃呢？！”

我嗓子里像堵了东西一样，说不出一句话，泪花在眼眶里直打转，我压制着不让它流出来。在那个年代，像赵老师这样的人太少了，他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人，我一直心存感激。

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赵老师成了我做人的榜样。

刚到新学校，每周一定要回一次家，到了初二，两周回一次家。翻过学校对面的铁丝网，纵深几十里全是沙漠，治沙站在这里植树造林已有二十多年，每年秋季都要雇人栽树。利用星期天，我和同学去给沙站栽沙柳，栽一株三厘，一百株就能有三毛，玩命干一天还能挣两块多钱，高兴得不得了，这样的机会一年也难逮住一回，要知道在我们生产队，劳动一年，到年底连一分钱也拿不到。

在中学，文化娱乐生活要比小学丰富得多，有各种球类活动，两周还能去公社看一次露天电影。我暗想，等我念完书也能当个放电影的那该多好呀！当时认为放映员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估计同学中也有和我想法一样的人。那时我最想听到的就是公社的广播播放：“通知，通知，今天黑夜在公社大院放电影了，请大家前来观看。”公社一拃长的街道上，几个绑在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发出同样的声音。

学校有图书室，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高玉宝》，课文里的《半夜鸡叫》就选自这部小说。图书室里还有《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书。那时能出版的文艺类图书，都是突出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展开故事，主人公的形象必须是“高大全”，不能有七情六欲，不能有爱情，爱情故事似乎就是洪水猛兽。那时候像长篇小说《艳阳天》一样有浓厚生活气息、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如身临其境的景物描写的书少得可怜。

到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人人都要写大字报，批判孔老二。就我们学的那仨瓜俩枣还去批判中国文圣孔子，现在想起来真能失笑死人。不能不说，那时中学生的思想有多么的单纯，抄报纸，拼凑批判文章，乐此不疲。教室、宿舍、食堂和老师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批判孔子的大字报，一旦刮大风，大字报一半牢牢地粘在墙上，一半被风吹得飘来飘去，校园里哗啦哗啦一片声响。被风撕扯下来的大字报，在半空中飞舞，幽灵一样到处游**。

写罢大字报，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班里都要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不敢批评别人，只能检讨自己，搜肠刮肚地给自己找不是，说这不好那不好，好像自己是个罪大恶极的坏蛋一样。学校的黑板报也是从报纸上抄的批判文章，一周出一期。不知从哪天起，我成了专门画报头的了，还蛮有成就感。

那时我想得最多的是有朝一日当了工人，就能穿着工作服，戴着手表，骑着自行车，天天上下班。或者参军当个解放军战士也很威风。不管是什么途径，只要能够走出去就好。

结语

我所叙述的，都是亲历过的小事，既不轰轰烈烈，也不惊心动魄，都是些狗毬猫屌的事，它曾经使我彷徨，让我迷茫，也曾激励我进步，鼓舞我振作，让我知道了社会的纷繁复杂，人心的飘忽不定，人性的善恶易变，也养成了我布衣蔬食的习惯，对吃喝从不计较，粗茶淡饭不觉得难以下咽，美酒大肉也不觉得有多享受。有钱穿好衣服，没钱穿旧的也行，一切都顺其自然。

今天，我又站在当年从学校回来的地方，依然还是天蓝、云白、风轻、草绿，可我却感受不到往日的**与彷徨。茫茫荒原，起伏不断的柴峁蒿湾，有多少个日落黄昏，我走过这里，听鸟儿归巢前的啁啾，闻路边野草的清香，一丝凄凉和忧伤掠过我的心头。岁月定格了生活的片段，清晰地刻在了我的心间，有些事情，当年无法懂得，如今懂得了，我已不再年轻；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却无法弥补，也无须弥补。

回忆绵长深远的过往，变化之大使人惊讶，回头看，才发觉当下的富裕生活多么美好，过去的痛可以看成是一种伟大的财富，所有的不平不忿，或许就是人生应该经历的，我们不妨把它当作生活作料，不必盯着那点酸楚流连忘返，要沿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康庄大道昂首向前。

2021年11月22日于沙圪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