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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沉重烟迷露麦荒池柳（第4页）

董竹君并不畏惧他的枪，立即回嘴道：哪个丫鬟出嫁有这样大的排场？你这样做是害了她，不是帮她！不理解她的就算了，还冤枉她，尽做些假仁假义的事情。

董竹君之所以能委曲求全容忍夏之时那么久其实是有原因的。大户人家不是三妻四妾，而夏之时却始终未娶，在这一点上，董竹君便愿意去忍耐，感化他。加上他以前的政党朋友对她也很尊敬，即使夏之时再混蛋，董竹君都不放弃对她的救赎。

就这一点看来，董竹君的胸襟绝对是无庸置疑的。只可惜感情就像一颗石头，石头上出现了一条裂痕，日积月累，石头无疑是会裂开的。

4。齐家立业的女子

在民国这样一个动**不安，人心冷漠的如淤泥般年代，总有那么一些人，心怀希望，如池中莲花一般不为世俗所污染。

五四时期，即使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潮，但仍然改变不了夏之时身上的戾气，董竹君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董竹君开始深刻地去思考女权问题，女权其实是与丈夫出去应酬时听各位官太太们聊天的内容受到的启发。

夏之时的朋友招待客人的方式无疑就是打牌，喝酒，抽大烟。董竹君打心里是不喜欢这些活动的，所以每次都是挑准了时间才过去。而太太们聚在一起无非就是聊穿衣，聊八卦，炫耀自己家老爷又给自己买了多大的钻戒，聊穷人怎样被欺负等等。

董竹君印象最深的是听太太们聊起一位杨军长，说是那位杨军长看上一位姓桂的丫头，托人说煤，给自己做了姨太太。后来军长觉得这位姓桂的丫头实在土气，于是便借故送到上海读书，实际上去学了时髦。结果这个丫头和一位当地的青年学生好上了，军长知道之后大发雷霆，设计把这个学生乱枪打死了。姓桂的丫头怀疑此时是军长所为，终日闷闷不乐。杨军长看着生气，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姓桂的丫头捆起来丢到河里活生生淹死了。

后来这位杨军长上门拜访夏之时，董竹君问起是不是又娶了姨太太时，他竟出口侮辱女性，将其形容破铜烂铁。

还有一个旅长看上了某所学校的校花，便私自抬了礼物去家里自称女婿，逼女孩子嫁给他做姨太太。这女娃娃的父亲不敢拒绝，也没有答应，等旅长走后立刻托人做了媒，将女儿嫁给了一位师长的弟弟，虽说没有感情，但至少嫁过去还是个大太太。

董竹君听后只由衷的感慨，当今社会都是以男子为中心，女子就要受这般委屈。不止如此，这社会也总是恶霸当道，有才华的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夏之时有一位朋友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叫杨吉甫。他绝对是一个进步人士，但是回到四川居然找不到工作。无奈之下，他只好到电影院里担任幕前翻译。一次，一位师长在电影院看电影时不遵守秩序，杨吉甫上前干涉，遭到这位师长摁住赏了几个耳光，最后还要强压着他赔不是才肯罢休。

董竹君每天看到的都是乌烟瘴气的景象。她意识到，家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夏家上下总共六房人，大家都不务正业，只靠着丈夫那点小钱过日子，这样下去早晚坐吃山空。而且她想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必须先从自己做起。

董竹君从小便生活在贫苦家庭里，她深知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如何艰苦。父亲以前拉黄包车，车是从黄包车公司那里租来的，租价非常高。父亲经常辛苦一整天也不得几个铜板的原因无疑就是交租费去了。董竹君开始盘算着，如果自己也开了一家黄包车公司，把租费降低一点，这样便能给那些最底下的劳动人民降低一些负担。

另外，她还打算开一个丝袜厂统招女工，给女性提供经济来源，她认为，如果女性要想真正的独立起来，必须先从经济入手。若经济不独立，如何谈女权？

可是这些，要怎么和夏之时说呢？夏之时一向不喜欢她心系社会，直接把意图告诉他肯定不行。她再三思考，决定将办厂的理由向夏之时解释成为增加家庭收入。夏之时闻此，竟一口答应了她。

1923年至1924年，董竹君开始谢绝夏之时的所有应酬，全心全力投入到实业办厂中去。她在院子后面开办了丝袜厂，在东胜街的一家店铺开设店面。前院是子女们的书房，后院是她的丝袜厂，工人们大多是女工，大家都非常努力，董竹君也经常亲临指导，从不和工人们摆出厂长的架子。路人经过夏家大院时总忍不住夸赞夏家朝气蓬勃，是文明家庭的典范。

1926年，才开始在少成桂花巷租了间房子，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董竹君想着，父亲老本行就是拉黄包车为生，让父母协助经营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董竹君一方面是不想让他们在夏家受尽屈辱，而另一方面她又深知父母都是忠厚老实的老百姓，让他们静静地坐着不干活他们一定坐不住，让他们帮忙最合适不过了。

夏家仆人也任由董竹君随意支配，即便如此，很多事情她仍然亲力亲为。早晨晨雾还未散开时，她便到了公司，拿出凳子在门口摆着，给那些劳作回来的车夫们提供休息的场地，与黄包车夫们聊天，汲取意见，有时候还教他们如何在出汗后保护身体，避免生病，告诉他们怎么对车身进行保养。如果哪一家有难处，租费可以延后给，或分期付款。

即使工作再忙，董竹君也把家里管理的井井有条。睡前把衣服上的灰尘都拍干净，孩子们的卫生起居她也亲自照顾，从不怠慢，她时常与管家交涉，让管家将家中财务支出，每日客人登门拜访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她还极其重视子女的新式教育，董竹君深知父母是孩子的启蒙导师，所以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颇为注意，从不让孩子们碰丈夫烟盘，扑克牌，麻将桌。

日子虽然繁忙，但也是过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一次春节的耍龙灯中，又让董竹君本来开心的心情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也是董竹君最忙的时候，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做新衣裳，但因为布料不够，导致大女儿国琼那一年没有穿上新衣服。小家伙那天居然双手叉腰，撅着嘴，头一扭，问董竹君她是不是她亲生的。董竹君着实被她的模样逗笑了，她坐到凳子上，与她同高。这一刻，董竹君才意识到，当年那个需要蹲下才一样高的孩子现在已经长高了些，不久的将来，她再也不需要蹲下或坐着便能平视女儿的眼睛了。

那天，初一早晨先是举办了拜年礼，后就是大户人家为了面子向路边的乞丐，无业游民进行施舍请客，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要求积德行善。接下来就是董竹君最不能忍受的环节了。按规矩，亲友吃饭喝酒过后，仆人们便成群结队的进院子里来，身上只围一块旧布，有的还光着膀子，提着龙灯一边抖一边跳，让主人用花筒往自己身上丢。

董竹君看呆了，不明所以，后来家里人解释道，这是习俗，下人们越经得起火花，得到的赏钱就越多。

董竹君看向人群，有些人的皮肤都被烫伤了好几块，为了那几个铜钱仍然挂着僵硬的笑脸站在那里拼命忍着。董竹君看着这些笑得双眼通红的人们心里不住想，她这些年来致力于实业为的就是让人们摆脱贫穷，如今看来，她做的根本就微不足道，国家复兴单靠她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老百姓们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呢？董竹君借故不舒服离开了这样的场合，待得越久心里越难受。

这些年来，夏之时仍然在进行政治活动，不是当年在上海初遇时那样的政治活动，而是日本留学回来后打压老百姓争权夺利的军阀活动。

夏之时身在局中看得不清楚，不知道他的那些政客大多都是利用他谋求自己的出路。以丈夫的本事，要做一番大事业是完全可以的，像之前创办学堂，这绝对是有利于民的实业，比他那些什么政治理想好太多了，董竹君不能就这样看着他一步一步错下去。

她劝夏之时，想想当年24岁做副都督的智慧，想想那时候的初衷，如今时代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若他再这样执迷不悟下去，迟早是要出事的。夏之时非但不听，还笑她目光短浅。

与他谈起子女教育问题，摆出一副铁定不让四个女儿上大学的观点，但是儿子要什么都可以满足。让他放下司令都督的架子，铲除封建恶习，改了颓废的现象，不要满足于现状，要居安思危。

他抬搞了头斜视着董竹君质问她到底什么想法。看架势，董竹君已经知道自己这一番劝说又将以失败告终。每当外人夸赞夏家院前书声朗朗，院后一片织机声，真是最有朝气的模范人家时，董竹君总不住的想到:是啊，其他都挺好，就是大厅打牌传来那一阵阵雀牌声和抽大烟时散发出的浓烟有些不和谐罢了。

她开始觉得，夏家其实就是整个民国社会的缩影，前院后院做得再好，最后还是被大堂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