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先前贪污的刘伯吾也来找董竹君麻烦。在锦江开业时,李崇高曾介绍了两个学生给董竹君认识,刘伯吾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叫温子研。在董竹君第一次到菲律宾招股回国的时候,温子研找到董竹君,说想要开舞厅,可没有资金,让她帮助。
当时董竹君正在生病,纱管厂的生意也不好,她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可耐不住两人再三请求,最后还只答应了。为了凑齐这笔款项,董竹君东奔西跑,日夜劳累,终于给他凑到开舞厅的经费。
舞厅是个风月场所,凡是结了婚的女人都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出入这样的地方。
当然,温子研的妻子也一样。刚开张时,舞厅生意非常那兴隆,可温子研的妻子很不高兴。有天夜里在家温子研许久还不见回家,于是她便火急火燎地赶到舞厅,看见丈夫与舞女在一起之后,她气得大闹,之后半年天天如此。
温子研受不了,只好关了舞厅,而后又染上了肺病。温子研本想一死了之,便写了遗书给董竹君,让她帮忙打理舞厅的后事,恩情下辈子做牛做马再报答回来。
看完此信之后,董竹君立即派人到温子研家中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但后来他还是病死在四川老家,使温家老父白发人送黑发人。
董竹君自问对刘伯吾不薄。他在上海念书无依无靠时,是董竹君在经济上照顾他衣食住行,他生病时,董竹君如亲人一般日日照顾他,即使后来他贪污了,董竹君也选择原谅他。谁知解放后刘伯吾死性不改,还要陷害董竹君,这白眼狼可真是绝品了。
温子研死后,刘伯吾怂恿温子研的妻子王小姐对董竹君进行不存在的起诉,其理由是:董竹君谋财害命。谋的是温家的财,害得是温子研的命。开庭传票到董竹君手里之后,她简直啼笑皆非。
锦江的所有员工也都为董竹君抱不平,刘伯吾的妻子也替董竹君感到冤枉,于是问丈夫:“董先生对你这样好,你为何要这般?”
谁知他竟然回答:“她有钱”。无论时代怎么变迁,钱对人的影响始终不变。有为了钱不择手段,有人视金钱如粪土,这,也许就是人的差别。
最后还亏得是温子研的遗书救了董竹君,开庭时,她向法官呈上温子研写给她的遗书,这才算洗白了。刘伯吾简直是财迷心窍,他仍不放弃,还想再上诉,最后被法官怒斥才算了结。
1952和1953是悲喜交加的年份。随着年龄的增长,小病小痛都很容易找上身体。1952年初,迁移后的锦江生意越来越兴隆,一年四季为锦江忙碌的董竹君又因病请了假在家中休息。与此同时,锦江特地摆了十桌酒席,午饭的时候,职工们才到董竹君家中将她请至锦江。请她的人神神秘秘的也不说怎么回事,只是一个劲儿笑着往前走,董竹君察觉应该不是坏事便安心跟着走了。
到了饭店,董竹君还完全踏进饭店便听到里面传来职工们异口同声的:生日快乐。向前看去,不只是员工,上海还来了很人人。董竹君惊呆了,职工们虽然非常尊敬她,但对她迁移锦江一事始终是有偏见的,如今给她办生日酒席看来是明白了其中的内幕,到此时,董竹君才算真正的“沉冤得雪”了。
1953年同1952年可谓是两个极端,也是那时,董竹君心中的委屈越积越多。
自锦江充公后不久,锦江内部的股东们开始对董竹君越发的不尊敬,他们对董竹君的任何提议都视而不见,否则便阳奉阴违。
秋季,董竹君早早便赶到锦江。早在这之前,董竹君便通知了各大股东要召开会计会议。她先是走进办公室拿了资料之后,找到任百尊核实会议人员是否到齐。
而任百尊一改往常的态度傲娇地说道:“我们已经开过了。”董竹君没想到他会这么回答,更没想到,她召集的会议竟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开完了,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了。
董竹君火冒三丈的回到办公室,坐在办公桌面前久久不语。当初将锦江充公是怀着憧憬的心情,如今只觉得情况不妙。这一次,亦是董竹君的大度是事情越发严峻。
当季,董竹君便买了火车票前往北京。当时国瑛已从美国回祖国,就居住在北京。周恩来总理听说董竹君在北京,便在家设宴请董竹君就餐。当时,出于各种原因,董竹君迟到了。据总理夫人邓超颖描述,周总理是从来不愿等人的,而那次,他却对妻子说一定要等到董先生一同吃一顿饭。
董竹君对周总理可谓是无上的敬佩,不只是因为早已听闻总理廉洁爱民,更多的是她亲眼所见了总理将她那日赠予的银器食具,血红图章全部交给了国家。也许,在总理心中,国,便是他的家吧。正是这样至高无上的人,也对董竹君做出了至高无上的评价。
周恩来总理说:“一个人革命不容易,一个女人革命更不容易,一个女人要做成功一件事情就更难了。”那个女人,便是董竹君。当天董竹君深有感触的是,总理尚能做到如此,她在锦江的那些事又算得上什么呢?再回到上海时,董竹君是豁然开朗的。
刚解放后的北京并不像现在这般繁华,那里尘土飞扬,环境远不如上海,却是这样的北京,吸引了董竹君。加上年纪越来越大,子女大多迁移到北京工作,1960年底的时候,董竹君也搬到了北京。当时,她是全国政协委员,在锦江是董事长兼顾问,搬到北京丝毫不影响饭店的工作。
1961年,董竹君帮助原上海招商局陈天骏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时正值初春,冰雪融化,北京城百花齐放,董竹君趁着天气好便想出门散步。这时,陈天骏慌忙的跑到董竹君家中,说是慕名而来,有事请董竹君帮忙。董竹君折了回去,请陈天骏入座,让保姆给他倒了茶,再听他细说究竟让她帮什么忙。
陈天骏是个老实人,他开门见山地就同董竹君说自己因为在香港时说国家在原先讲好的说子女读书,工资待遇统统未实现而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如今被下发街道,无任何工资收入,家中所有开销都由妻子擦鞋维持,求董先生帮助。
董竹君想了许久之后,总结出,其问题的根源是右派帽子,只要陈天骏摘掉了右派帽子,那么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陈天骏挠了挠后脑勺,疑惑地问董竹君:“如今关系已经落到居委会了,该怎么摘掉?”
董竹君胸有成竹的同他说:“只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个有劳动观念的知识分子,在街上打扫卫生,按居委会办公的时间帮助居委会同志,只要勤劳。不久之后一定可以平反。”
陈天君听后立刻按董竹君说的做了,一年之后,陈天骏右派的帽子果然被摘掉了,此后,董陈两家便成了好友。但十年一场浩劫最终无情的夺走了他的生命,他至死都是不肯闭眼的,直至1978年才算正真平反。
1964年,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为**留下隐患。1965年11月10日,江青在上海《文汇报》策划和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一文,1966年毛泽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
从5月25日起,董竹君便连续在报纸上看到各种各样激烈的社会舆论,街上时常有人喊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进行游行,时不时的还有人被抓去游街。董竹君并不了解这次运动的性质,心里只觉得有些不安。
3。沧桑的那五年
那是一场让人闻风丧胆的文化运动。1966年,一个历经沧桑的花甲老人也避免不了此劫,她是董竹君。
当日因为好奇在窗口观察局势的董竹君也许永远都不会想到,一生光明磊落的她也将以资本家,反革命的罪名遭到关押,而此次的关押绝不像抗日时期那次关押一样能轻易脱身。人生七十古来稀,她这一关,便是五年。
7月14日,董竹君与往常无异,操心人民,操心锦江。当天下午,董竹君收到了一封足以改变她生命轨迹的信件。此信是帮董竹君看守房子的锦江名厨儿子刘忠海寄来,其大致内容是时局紧张,她的房子空放着没有人居住恐怕会遭来横祸。董竹君看完信后立刻拨了电话请人帮忙代购车票,谁知对方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谁有空帮你买!”便挂了,董竹君自觉得此次运动非比寻常,必须速速回到上海将房子的事情解决了。
购票花了董竹君三天的时间,7月17日,董竹君才坐上火车,7月18日到上海。
刘忠海在车站接到董竹君后着急的同她讲明情况,说是居民已经发表讲话了,其意思是老百姓都还没房子住,她那里却放着一栋空房子让人看,看样子是想给董竹君扣上个资本家的帽子。
董竹君听后皱着眉头立刻着手处理房子的事情,可想要将房子处理掉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定的事情,于是,在这期间董竹君顺便去拜访了在上海的老友陈同生与田云樵。无奈当时田云樵忙于公务,故而转到武康路看望陈同生。
自她离开上海之后,他们便有六年没见面了,董竹君怎么也没想到六年后再次看到的陈同生竟然是这样:他身为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竟面相憔悴,他穿着解放军服装,无奈身材太干瘦单薄,那衣服就像一块布披在他身上,本来直挺的后背渐渐的拱起来一个小丘陵的高度,两鬓的白发越发的多,那双目中的愁容让身边的人都为之伤感,似乎见到董竹君后才稍微开心一些开心,可那份喜悦与他身上的愁容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