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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坊梁人（第2页）

他又站在大门口，望着我的车远去。

孙立义的弟弟孙立平几次与我一起外出修路。他力气大，拉重车时主动掌辕，我在后面揎，从不为难我；背土的时候，朝我背斗装土有掌握，从不压我。他少言辞，为人却善良。我离开生产队后再次回队上拉队上分的粮食时，是他赶车送我到青山的。2000年，我去油坊梁看旧时朋友，见到孙立平。他因为干活从来不惜力气，看上去苍老了许多，我感谢他当年对我的关照，他只咧嘴一笑，喃喃地说一两句客气话。他于20世纪90年代一个人去队上的菜园子放崖平地，拼命干活，当时《宁夏日报》登过一篇写他的通讯，题目叫《当代愚公》，写出了孙立平的个性。直到现在，他还守着双井子（油坊梁）的那个家。

张玉清和他的堂弟

张玉清很年轻，比我小七八岁。力气大，样样活会干，而且质量好。

常被队上树为干活的标兵，领一帮人干活，他当临时组长。

张玉清很聪明。春节期间，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生产队演出，晚上就在他家的院子演。没有灯照明，他想了个办法：在院子中间拉了一根铁线，铁线下面吊两个大棉球，往大棉球上浇一些柴油，点着。黑烟冲天的火球把院子照亮，穿老羊皮袄、棉鞋毡鞋的社员们看演出看得津津有味。

没有张玉清的“创造发明”，还真是演不成。

秋收的时候，张玉清总是第一个“站趟”。他割得又快又好，后面的“趟”跟着撵他，照他的样子干。他常常割到地头站着等后面的趟。看见我摇摇晃晃割不上去，有时挥镰给我接趟。我那点趟他三下五除二就“灭”

了。我望着他又坐在地头休息，对他既感激又敬佩。

队上组织劳力到“外首”挖甘草，一般都是各干各的。你朝东，他朝西，各碰各的运气。碰到一窝好草，这天就丰收。挖得好的人、有经验的人，都怕别人跟他。有人跟，意味着自己盯下的一窝好草别人也可以挖，等于分掉稳属于自己的东西。有的人一看见别人跟，就骂“跟屁虫”。我没有找好草（秧子）的经验，也没有储备好草秧子（平时没有看下好草），就常跟张玉清。他不骂我“跟屁虫”，看见几处露头草甚至招呼我过去说：“这几个你挖。”他是把自己唾手可得的利益让给我了。他想帮助我，还能说出一番道理，他说：“滩里的东西谁能霸住？谁想挖就挖，看谁挖得快。”

他曾经对我讲：有一次，他把整个一圈长甘草的地方挖空，把甘草一根接一根朝地上撂，摔在地上咚咚响。从他说话的神情可以看出，那是他挖得最酣畅淋漓的一次。他凭力气、技术挣工分。不是鸡肠小肚之人，是个大度人。

有一次，队上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到大队供销社打院墙，由张玉清带队。

他和另一个人站在墙头提杵（那是技术活），我们几个当小工发土（把土块打碎弄细）、撂土。这撂土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然。刚开始，我用力不够，撂不上墙头；后来又用力过大，撂过墙头，落在另一边，等于白干。我边干边学，掌握撂土的窍门，慢慢会撂了。张玉清在墙头一直鼓励我。每当我把土准确地撂到他脚下，他就说：“就这样，就这样，对着呢。”

张玉清看我打草子补充口粮怪可怜的，主动跟生产队油坊会计说好，给我半块胡坨。胡坨是胡麻榨油后的油渣，正常年景用来喂牲口，跌年馑了也用来补充人口粮的不足。这对我是很大的照顾。我把这半块胡坨压成面面，与“灯索”草子做的炒面混一起，作为我外出干活时的干粮。尽管不好吃，但比空肚子强。

大约是1970年，秋收后队上组织壮劳力到灵武农场打零工，为集体创收，我也被派上。那活苦累，我坚持着。一是队上派了，不坚持别无他法；二是我有一个如意算盘：干到最后一天，一般要休息一天，让大伙儿进城买点东西，或上馆子吃一顿，到那时我准备向张玉清借自行车一使（他带着自行车），利用灵武距银川较近的条件，骑自行车到原工作单位找上级领导，请求先行改善目前的处境。后来，张玉清痛快地把自行车借给我，他说：车子想用几天都行。我骑车到银川原工作单位，当天返回灵武农场。

张玉清慷慨借车，并同意我多使几天，他是希望我早日出头啊。

20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回油坊梁时，张玉清已经因车祸去世。

他是苦难朋友中没有见到我彻底平反的人。

2011年春节前，我得知张玉清的妻子俞秉花住在银川儿子家，遂邀请她与另外几位在银川的油坊梁人一聚。她明显老了，当年充满活力、年轻的“张家（念jì）”，怎么就成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了？张玉清如果在，大概也不年轻了。看见俞秉花，我忆起张玉清的许多事情。

张玉亮是张玉清的堂叔弟弟。张玉亮与他的老爹都比较仗义。我从最早的沙漠深处破旧老房子搬到居民点的三间新房子，这三间新房子就是张玉亮老爹的。1974年我盖新房子用的苇席，是他们父子俩赶大车时从川区带来的。张玉亮的岳父田郎中是游医。那次我肚子疼，孙立义用毛驴把我从山坡下驮回队上，田郎中刚好转回生产队，用土办法解除了我的病痛——在我小腿肚的一个穴位冷不丁狠狠一捏，肚子痛立马减轻了许多。田郎中说：娃娃，你命大，这是羊毛疔，我要不在，能疼死你呢。田郎中还教我用“麻黄石膏汤”治感冒——到滩里割几根麻黄，敲几块岩碎石，兑上水熬一熬——我试过，效果不错。后来，田郎中因病去世，张玉亮找人抬棺，我说我去，他说行。于是，张玉亮和我，还有几个年轻人，把田郎中抬到“山台”一个向阳的山坡埋了。张玉亮一家，他本人、他父亲、他岳父，都为我做过好事。

俞汉和“张代表”

俞汉是双井子（油坊梁）俞家的长辈、种菜园子的把式。队上的菜园子基本交给他种，另外给配两个助手就行。我是队上给他配的下手（徒弟、劳动力）。菜园子里有一个地窖子，地窖子里有盘小炕，我与他在这个小炕并头睡觉约1000个夜晚：春夏秋三季一起种园子4年，就睡在那个地窨子炕上。

俞汉善谋划，种菜技术高。我的种菜技术是从他手里学的。他要求很严格，我能一丝不差地做到他的所有要求，他比较满意。我能种几年菜园子，与队上安排有关，也与他不拒绝亦我有关。他要不满意，我一个月都待不下去，早叫“开”回队上了。他对我有足够的信任，菜园子卖菜的账，他叫我记；到“外首”三段地卖菜，他带我去。

干完活，吃完饭，我们坐在炕上闲谝。他说现在人心坏了。我说：共产党讲按劳分配，将来共产主义讲按需分配。他听了很满意。他曾在居民点上骂街：阿们（我们）十二根筋骨挣得动弹，挣点工分不容易，有人“浪”

工分，羞他们先人。他就是队上的先人，他骂街，没人敢顶。

有一次，张玉清在菜园子崖垴地里挖到一只黄鼠（不是黑老鼠，是地里吃粮食、钻地洞的那种黄色老鼠），拿到菜园子灶上蒸了。在蒸布上铺“面张”，把剥了皮的黄鼠放上面蒸。我不敢吃，俞汉说：这是好东西，补人，你尝尝。我挑了一块肉，一嚼满口油，肥得很，咽了下去。我生平就吃了这一回鼠肉。

在自留地边上种旱烟，是俞汉教我的。他说，在自留地边上种旱烟对自留地收成影响不大。我照他说的做了，收了一捆旱烟。晾干后，把叶子揉碎，秆子放碾子上压碎，第二年我抽的就是自留地里收的旱烟。我不够抽，他会给我一点。还教我把茄子叶子晒干，也可以顶旱烟抽。我试过，只能冒烟，不过瘾。

俞汉的自留地种得比别人好。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割糜子时茬子留高一点，一冬天刮风不会把地表的好土刮走，还可以“浪”沙子，把沙子留在糜茬跟前，可以保墒、改良土壤。”俞汉的这个经验，的确是农民智慧的结晶。

他是一个正直、公正的人。队上劳动力到“外首”挖甘草，派他去给大伙做饭。一大锅黄米干饭焖好了，他用勺子给打饭，你三两，他四两，有的还是五两（根据各人称出的黄米打），没有一个人说打得不公。这不容易做到，一要有打饭技术，二要公正，不偏谁向谁。

他劝我成家。他说：“你有家，心就安了。”

这个生产队共有两位“贫农代表”，张学义的父亲张普，人称“张代表”，是队上的“贫农代表”之一。我与他一起种过两三年菜园子，我们相处得较好。按照当时的理论，“贫农代表”是“分子”的对头，要严管“分子”，但“张代表”似没有这个意思。相反，在我原工作单位人事处熊一清副处长来生产队告诉我“耐心等待”以后，他说：“北边（北，当地念biā）有个寡妇，我给说走。”（意即给我介绍对象）他和俞汉真的要把北边一个生产队离婚的女人介绍给我。我没有拒绝，她以买韭菜为由到菜园子来了。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张代表”对她说，这就是王庆同。

说完，他和俞汉走到别处去了，我和她来到我们住的地窖子，坐在炕上，我对她说，我没有平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平反，但我相信迟早能平反。

我说了百分之百的实话。她没吭气，很客气地说了一句“那我走了”就走，她显然以为我已经平反。这事儿以“黄”而告终，但“张代表”和俞汉的热心仍使我难以忘怀。毕竟那年我已经38岁，还是单身，“张代表”和俞汉为我操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