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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坊梁人（第3页）

1991年，我到灵武狼皮梁吊庄看旧时的农民朋友，到俞汉家去过。他家从油坊梁搬到狼皮梁吊庄，那时他已70多岁，正蹲在院子里侍弄菜苗：他一辈子离不开心爱的菜苗。我们坐在炕上回忆往事，他问及我的家室情况，关注我是否“有家”。他对我很客气，我又有点伤感。我临走时，与他和他的老伴在家门口合影，是我与他唯一的合影，至今保存。

2015年，我与俞汉的小女儿俞秉贤取得联系（她在银川安家）。每年我与油坊梁人聚会，她都来。她和爱人还做东请包括我在内的在银油坊梁人吃饭。我刚到队上时，她才十来岁，现在也年过60了。这无疑是我与俞汉友谊的延续。

俞汉走了，未能再见一面。俞汉是我一生不应忘记的人。“张代表”

也走了，他的热心和善意，我也感激在心。

俞秉金和他的堂弟

俞秉金是接替郭尚科的生产队队长，是我住到居民点喂猪房时的近邻。

他的家就在喂猪房的右前方。

因为是近邻，生活上就有来往。我常到他家借帆布吊桶吊水。我只有一个大铁皮水桶，用它吊水我提不上来，也容易碰坏。借他家的帆布吊桶，就成为我每隔一天就要去他家一次的理由。有时他不在，他的婆姨张玉霞没有叫我看脸色，乐意把很容易使坏的帆布吊桶借我一使。

过年了，俞秉金家杀猪，叫我去吃过肉饭。正月二十三燎干，他家院子里点起沙蒿柴，周围大人小孩在火堆上你跳过来，我跳过去，然后他用铁锹把带火星的柴灰朝空中扬去，喊叫“玉米花”“糜子花”“荞麦花”等，预示着当年什么庄稼丰收。大伙又在灰堆上踏来踏去，说是“踏老鼠”，踏死“老鼠”预示储粮平安。这是当地的一个民俗。这个时候，我会跑到他家院子里，跟在众人后面跳火堆、跟着喊什么花、“踏老鼠”，俞秉金作为队长没有嫌弃我的参与，与我也是有说有笑。

他看我怎么也不像“反革命”，仍一如既往地与我来往。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来我家，要我帮他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他说他要入党了。我当晚用当时流行的语言为他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晚上交给他，我说：“你要抄一遍，千万不可就这么交上去。”他说：“知道，你也罢（别）对人说。”

我们相约对谁也不说，直到30多年后的2008年9月，自治区成立50周年前夕，中央电视台十套《见证》栏目来银川采访我，希望我提供几位了解我当时在生产队情况的人员名单，而那时俞秉金刚好在银川，我就把俞秉金的电话告诉他们。他们找到俞秉金，让谈谈王庆同当时的情况。他开头第一件事就说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是请我代写的。

俞秉金和张玉霞后来在银川打工，过年过节我与他们吃顿便饭，有时是我请他们，有时是他们请我，能见上一面，仍然只说当年事，保持着友谊。

后来他和妻子在银川长住，我们也是至少一年聚一次。

俞秉银是俞秉金的堂叔弟弟，生产队的赤脚医生。我与他的交往都与病有关。一是有一年我得了夜盲症，晚上看东西总觉得眼前有个圈圈在转，看什么都模模糊糊。我对俞秉银说了，他卖给了我一瓶鱼肝油。我吃了鱼肝油，又吃了孙立义家的羊肝，夜盲症才慢慢好转。二是我的一双手长年裂口子，得用胶布缠来缠去，要不然干活时手疼得不行。当时队上只有赤脚医生有胶布。我常问他买一点，每次他都多给我一些。比如，二毛钱本来只能撕一寸宽，他会撕一寸半给我。这是很大的人情呢。三是我揭（耕）地时要用一个药瓶子、一点酒精，用来在滩里点着沙蒿柴热饭。我没有那些东西，都是问俞秉银要的。特别是酒精，他也不多，硬是倒了一些给我。

俞秉银家当时是队上的殷实人家、正派人家。20世纪90年代，我回油坊梁，他已经因病去世，我感到惋惜。以他的聪明、善良，本来可以有一番作为。又听说他儿子医科大学毕业，很有作为。2008年，我陪央视记者回油坊梁采访时，见到他的妻子，我们回忆往事，仍很亲切。当然，如同我已经老了一样，她也老了。

俞秉金还有个堂叔弟弟叫俞秉禄，那时十五六岁，走路一跳一跳的，人称“跳儿”。“跳儿”也常和我起五更揭（耕）地、送粪，都比较熟悉。

有一年，他不揭（耕）地，队上派他放羊。春天草不好，有的羊熬不过来，乏死了。那种死羊皮包骨头，没有人要，一般都扔在滩里，不往回拿。可是，“跳儿”惦着我一个人没家，没有肉吃，粮也不够，在某天看到一只羊快死的时候，急急忙忙跑回队上，专门给我送信说：老王，有只羊快不行了，还有一口气，你快到滩里背回来宰了吃，强比吃死羊，我“将谋”

（准备的意思，当地土语）给你背来，怕人说呢。我立即到他说的地点，把那只奄奄一息的羊架在脖子上背回家，一刀宰了，剥皮开肚剔肉。尽管都是干肉，也就两三斤，没有一点肥的，但也大啖不误。这是“跳儿”

的善意——对队上来说，它是一只乏羊，没有用了；对我来说，又是一只宰了的活羊，在心理上比吃死羊好受得多。“跳儿”为我想得真周到。

20世纪90年代，我到灵武狼皮梁吊庄看望昔日苦难朋友（油坊梁的许多社员迁到吊庄），见到“跳儿”，他已是快50的人了。我问他娶婆姨了么，他有点羞涩地说娶了，有个女娃子。我说你叫我背乏羊吃，我都记得呢，他反问我，那你娶婆姨了么，我说早娶了。30多年过去，我们都还互相牵挂呢。

郭生金和他的老妈

郭生金比我小十岁左右，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社员戏称他是“郭瞎子”，他不恼。他初中毕业，是队上的“文墨人”。他常看报，队上学习有时也叫他念文件、报纸，是个知道政策的人。念文件、报纸时，他把眼睛贴上去，鼻子叫油墨弄黑，形象不是很好，但心地善良。他家的驴力气大，好使。我套车拉柴、套磨、使碾多半借他家的驴使，他会对老妈说：“娘娘，王庆同借驴使，借给吧？”他带倾向的请示，通常得到老妈的批准。他老妈会从炕中央挪到窗子跟前，隔着窗子对我说：“王庆同，你使喀（去），不当豁的。”（“不当豁”，当地土语，可怜的意思）滩里装柴得两个人，一个人在地上挑柴，一个人在车上接柴、踏瓷。我常要请朋友帮忙，郭生金常常既借驴给我又帮我到滩里装柴。

我养黑子、大黄前，碾米后的糠多半给郭生金家。他家年底杀猪，一定叫我去吃一顿肉饭：吃的时候，他和他老妈总是一再让菜，没把我当“分子”看待。

一天半夜，队上的喇叭响起来，叫各家出一人到库房开会。民兵排长通知我也去。一会儿，库房炕上地下或坐或蹲了二十来人。在马灯下，民兵排长给大伙儿念他连夜从公社赶回带来的“最高指示”，大意是：大学还是要办的（后面还有几句，没记住）。念完以后，又领着大家振臂高呼口号，随即散会，前后不过五六分钟。在往回走的路上，他追上来对我说：王庆同，你的好事来了，大学还要办，你就有事干。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没敢回话。

20世纪90年代，我到灵武狼皮梁吊庄看望从油坊梁搬迁来的旧时朋友，到郭生金家去过。他正在生产队的水泥制品厂工地，听说我去他家了，急急赶回家，我们见了一面，他拿出家里的饼干、红糖茶水招待我，很亲热，但没有当年随便了。我坐了片刻，还要去别的人家遂告辞。我与他和他的妻子在家门口合影留念。2003年，我去狼皮梁访旧，见过他，他身体不太好。

又过了一些时候，传来消息说，郭生金因病去世了。

我的好朋友郭生金，你走好，王庆同念着你。

张学义乔贵银

他俩的年龄差不多，都比我小十多岁，当时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

他们两个，加一个俞秉录，加一个“分子”我，多数年份揭（耕）地离不了我们这几个人。揭（耕）地要起五更。头几天，张学义、乔贵银路过我住的喂猪房门口，拿鞭杆在门上敲两下，喊两声“王庆同，起”，我起来一看，4点多钟。赶紧穿衣套鞋，出门向牲口圈走去，牵牛挂犁。

冬天起五更送粪，也是他们来叫我。大冻天，牛羊粪堆叫冻得硬邦邦，得用十字镐刨开，把冰冻的粪块抱到驴拉车上。送粪之苦，全在装车上。

谁先完成趟数（队上有规定），谁先缷车休息。张学义、乔贵银正年富力强，头上冒汗拼命赶进度，一个比一个跑得快。我那时还年轻，30多岁，也不示弱，和他们飚着干。赛到最后，我要落后半趟。他们倒不马上回去，而是在地里等我一起回队缷车。往回走的时候，由着牲口慢慢走，真是优哉游哉。他们在前头唱开《寡妇断根》（大意是徐天宝给张资扛长工，张资勾引徐天宝婆姨，又派人打死徐天宝，徐天宝妈是寡妇，就这么一个儿子，于是断了根），过来过去就一个调子（“打宁夏调”），但能抒发重复单调劳动后的苦闷和无聊，唱起来很上口。我那时能跟着哼几句，至今还不忘那个旋律，那是跟他们两个学的。

这两个年轻人喜欢动，喜欢玩。冬天，我和他们在菜园子背土平地，一边背，一边尽着嗓子划拳。好像这么一来，背上的压力就不怎么觉着了。